●孙忠恒

我与霍华章同志1948年9月一起调到汝州市（前临汝县）来工作。1953年5月，我调离汝州参加武汉长江大建设而分别。如今他先我而去，深感悲痛。

1948年，中国共产党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各个战场上大决战的前夜，中共华东局奉党中央之命，抽调干部支援中原解放区建设，组成约万名干部的支队，由金明同志带领，来到中共中原局驻住地（临汝、宝丰两县交界的魔塚营、路寨一带）。

九月中旬，中原局将夏如爱等151名山东老区干部分配到汝州市搞重点（汝、郏、宝三县按照中共中央对新解放区工作指示和邓子恢《论群众运动》论述）试验来了。当时，汝州市解放一年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大股土匪已被打垮、消灭了。但是，封建地主、恶霸等反动统治阶级，仍然压在人民头上，土匪迫于形势，采取“夜聚日散”形式，仍在到处进行破坏活动，急待派干部去发动组织群众，消灭匪霸，建立农村政权，支援解放战争。华章同志被任命为十一区（后改为八区、五区）区委书记、临汝县农民协会副主席，我被任命为二区（后改为三区）区委书记。

初到新解放区农村发动群众，要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做到真正依靠贫下中农。对外来干部说来，由于语言不同等等诸多因素，要提高群众觉悟，在农村形成优势，难度是很大的。他所领导的虽然不是重点区（一、四、六区为重点），而发动群众起来清匪、反霸、减租减息等运动都走在全县前列，所造的声势对其他区农民起到了推动作用。他所领导的地区，翻身农民青年参军反蒋也很踊跃。

到1949年春，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以及其他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力部队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军不但在素质上，而且在数量上都占绝对优势。党中央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命令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急需要大批干部随军南下，接管国民党反动政府各级政权。当时，经过宣传发动，汝州城乡广大群众，觉悟普遍得到了提高，积极参军参战，迎接全国解放。根据上级指示，临汝县委抽调大批干部（主要是老区来的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去工作。原县委领导干部只留下王武烈同志任书记，调华章同志担任组织部长。不久，组织上任命我代理临汝县长。

在临汝县委统一领导下，我们并肩战斗，继续清匪、反霸、查减（减租减息），支援全国解放。当时，汝州北山匪首姚保安，南山匪首王斗还未落网，而且在3月中旬，一区、五区同时发生土匪暴乱。4月底，六区毛庄又发生土匪暴乱。这些暴乱发生的主要原因，都因为有些村农会组织不纯，有些村政权仍掌握在匪、霸手中。因此，贯穿全年的工作，主要是采取军事斗争与群众性政治攻势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进行清匪、反霸运动。肃清土匪，打倒恶霸，为土地改革运动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冬季全县土改由点到面地展开，到1950年3月结束。土改之后，适时地发动群众开展农业生产和互助组运动。华章同志在完成中心任务的同时搞好部门工作，大批老区来的干部南下之后，要选拔大批本地新干部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并在中心运动中纯洁和发展了党组织。

1950年，正当全国人民欢庆胜利、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经济时，6月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霸占我国台湾，封锁我国沿海。当美帝把战火烧到我国鸭绿江边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赴朝作战。县委根据党中央指示，1950年冬和1951年开展了抗美援朝宣传，掀起了参军、参干，捐献飞机运动，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分子，开展了爱国增产和互助组运动。1951年4月2日，《河南日报》头版刊登了《在抗美爱国增产运动推动下，临汝工作开展很快》的报道。

在王武烈同志1951年春调离后，华章同志任县委书记，全面领导各项工作，我们互相信任，紧密配合，在全县继续开展三大运动，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发动农民“组织起来，爱国增产”。1952年1月《河南日报》报道了临汝县的劳动模范许牛娃“组织起来，爱国发家”的模范事迹。

1952年前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中共许昌地委部署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即《关于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和《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县干部结合工作实际，开展了整风运动。

1953年初，临汝县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了（在许牛娃互助组基础上，进行扩大和提高），它标志着临汝县的农业合作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县工作进展比较主动、顺利、成绩显著，这与华章同志的领导，努力工作是有直接关系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成立，是他蹲点指导的结果。

这一年，国家在边打（抗美援朝）边建方针指导下，开始执行有史以来大规模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县人民满怀信心地全力发展生产。但是，天公不作美，4月11日凌晨全县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霜冻，有567.244亩麦苗遭受霜冻严重的袭击，群众情绪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县委、县政府立即成立了生产救援委员会，采取“发动群众，生产自救”为主，政府协助为辅的方针，大力开展生产救灾工作，拨出救灾粮款，帮助群众战胜灾荒；同时向市场投放大量的粮食，稳住物价（主要是粮价），广大群众在今昔（旧社会逃荒年，群众要卖家财、逃荒、要饭、卖儿卖女、横死野外等惨象）对比中，深感“共产党好”。5月，我调离汝州市，从此与华章同志分别在两个系统进行不同的工作。

回顾我与华章同志在汝州市相逢、相处工作近五年，主要从事社会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当时国家始终处在内外革命战争环境下，我们虽然不是在战场上同敌人战斗，但是，主要精力是用在同地主、恶霸、土匪等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上，是用在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贫苦农民的觉悟上。华章同志在区委、县委工作，除了上级和区、县开会，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农村蹲点，与贫苦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与群众是鱼水关系，生活艰苦朴素，阶级立场站得稳，执行任务雷厉风行，坚决完成任务。华章同志在执行党的政策上是稳妥的，在县委同志一般人之间，他是团结战斗的核心，是好的“班长”。他的逝世，是党失去了一个好党员，我失去一位老战友。

（孙忠恒，男，汉族，生于1918年，山东省栖霞县长沙乡南留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至1948年12月，任中共临汝县第二区委书记。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任中共临汝县第二分区区委书记。1949年2月至8月，任中共临汝县第三区委书记。1949年6月至1953年5月，任临汝县人民政府县长、县人民政府党组书记。后调任武汉长江大桥管理处处长，副厅级待遇。2000年因病去世。该文根据孙忠恒同志1993年2月27日谈话资料，由李翔宇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