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我们在杭州有一次深谈。当时，我在《光明日报》任副总编辑，到浙江记者站考察，他刚从温州台风救灾现场回来。那天，我们在西湖边长谈了一次，他详细谈了他从河北到福建，再到浙江这一路走来的经历和非同一般的心路历程。他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地锤炼自己，让自己能够倾听各种意见，能够团结各种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包括伤害过自己的人，他也会真诚地去团结他们。

这次谈话，我们谈得非常真诚。10多年过去了，其中有些内容也比较模糊了，但那份感动、那种影响，一直对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习近平同志是一个有思想有作为有担当的人，而他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他同时又是坦率和真诚的人。有些领导干部一旦官做大了，架子就大了，就变得高深莫测了，而习近平同志仍然那么平实、随和，实在难能可贵。

十八大以后，我和习近平同志没有见过面，交往主要通过信件。他太忙了，不宜再去打扰他，不能干扰他的工作，他的时间太宝贵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新闻工作，提出了包括转变文风等方面的一系列具体要求。作为一名资深新闻工作者，您如何理解他的这些要求？

赵德润：习近平同志要求新闻工作者转作风、改文风，讲得很有针对性。随着科技发展，人们获取信息更方便了，记者的工作也更加便利了。但再怎么便利，也不能代替记者到一线去深入实际观察体验，那样的新闻才更有质感，更有价值。他提倡文章“短、实、新”，我感触尤深。我们现在在文风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翻开报纸，打开电视，仍然可以看到和听到很多套话、空话，这和脱离实际是有一定关系的。领导干部也好，新闻记者也好，文风还是要追求准确、鲜明、生动。习近平同志讲话、写文章就很有特点，朴实无华，很接地气。1984年我采访他的时候，就发现他讲话不搞“穿靴戴帽”，没有官话、套话，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怎么想、怎么干，“正定县”怎么做、有什么效果，简明扼要，深入浅出。

我们经常讲新闻理想，其实，新闻理想和我们国家、民族的理想是一致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就是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严治党治国治军，我们重拾了党心，振奋了军心，赢得了民心。现在回头一看，四年多时间，我们党经历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斗争，做了多少实实在在的事情，确实令人惊叹！短短几年好像过了好多年，国家各方面的变化之大、进步之大，都是以往不可想象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新闻工作者大有可为。

“近平把战略眼光和务实精神结合起来，很了不起”

习近平跟我谈他为什么离开北京到基层来工作的初衷。在当时，我认为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身体力行地做实事、影响人，能改变一点是一点，能起多大作用起多大作用。

采访组：周伟思同志，您好！1984年，您在《河北青年》杂志社工作期间，采访习近平同志并撰写了一篇反映他主政正定期间真抓实干、锐意改革、积极进取的报告文学———《“而立”之年》。请您讲讲采访的起因，以及到正定后与他初次见面的情况。

周伟思：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河北团省委，继而到《河北青年》杂志社工作。领导看了我在上学期间发表过的一些作品，让我跨过实习阶段直接做主力记者，把很多重大采访任务交给我。时间不长，还让我当了一编室主任。这个编辑室主要负责正面典型、先进事迹及重大活动的采编。

1984年春节期间，老乡同学中有两人跟我提到习近平。他们说正定县有个年轻的县委书记，从北京来的，很能干，很有闯劲，并建议我去采访他。

第三个跟我提到习近平的，是我在赵县插队时的知青办主任李遵英，他当时在石家庄地委宣传部工作。他说：“我给你推荐一个人，正定县的书记习近平，你应该去写写他。他是自己要求下基层的，他来了以后，正定有很多新变化、新气象。”

到杂志社工作以来，不断有人给我推荐采访线索。但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推荐同一个采访对象，这还是我从未遇到过的。

我不由得对此人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当时，与南方沿海地区相比，河北的改革氛围可以说较为沉闷。各级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与河北所处的“直隶”地理位置并不匹配，人们思想解放的意识明显不足。在这样的大背景中，习近平这位县委书记能够带领正定县领导班子大刀阔斧搞改革，显然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