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曾经对我说：“正定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要超过正定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一点，他说到做到了。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81年增长56%，人均收入增长75%，正定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正定经济发展的速度。

采访组：在您看来，正定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赵德润：通过调查，我认为第一个因素是为农民减负。过去，正定的征购任务高达7000多万斤，平均到每一个人的头上，就有将近200斤的负担。农村大队和社员只能靠增加投入，加大水肥，才能保持住高产量和高征购，这样种粮食的成本就高。有些地方交了征购，农民就没了口粮，只好到别的县买高价粮当口粮。这样一来，不可能不穷。

据我所知，习近平同志到正定县之后，不想在逐年加码的征购任务上再出什么“政绩”，他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摘掉“桂冠”，让人民喘一口气。他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商量，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经过反映和调查，国家征购减少2800万斤，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习近平同志说：“我们正定宁可不要‘全国高产县’这个桂冠，也要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从他平和的语气里，我感觉到他对忽视群众利益追求政绩是坚决反对的。

听到他这么说，我心里很感动。我感觉他给正定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要知道，在绝大多数时候，考量一个官员能不能升迁，往往不是老百姓，而是他的政绩。习近平同志在可以表现政绩的时候却不要政绩，而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一条，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

农民收入快速提高的第二个因素，也是以后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就是依托城市发展经济、发展多种经营。在习近平同志主导下，农民养鸡、养牛、养羊、种植瓜果蔬菜，给城市供应肉蛋奶、充实“菜篮子”。正定紧挨石家庄，供应链短，运输快，各种副食品源源不断输入城市，正定老百姓的腰包很快就鼓了起来。这个情况证明，只要有了好的环境、好的政策，农民勤劳致富是非常快的。

与此同时，正定还发展编织业、机械配件、化工原料、服装、家具、食用菌、花卉、家用电器修理等产业，为城市服务。另外，正定的农村还有大量劳动力为城市建设服务，农民成群结队到石家庄打工。

类似这样的措施全面铺开以后，农民收入迅速增加。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我们常说国富民强、藏富于民，习近平同志在正定首先做到了藏富于民。

采访组：您讲了采访和考察的过程，请您再讲讲《正定翻身记》写作和发表的过程吧。

赵德润：我和习近平同志在4月19日那天谈的比较多，也比较深入，由此奠定了这篇文章的基础。之后20多天的采访，是不断充实内容的过程。正定离石家庄15公里，我那些天就待在正定，不回石家庄了。考察之余，就和近平同志聊天，了解情况，进行讨论。我们有时候在招待所讨论，有时候到他办公室讨论。那时候，近平同志也是一个人生活，除了工作以外，他晚上还会去招待所给我送些吃的，一进屋就说：“别辛苦了！休息会儿，休息会儿。”

我们一边品尝他带来的小食品，一边抽烟，一边聊工作。他抽的烟是“荷花”牌，和普通农民抽的一样。当时一些县乡干部抽的烟也比他的好。其实，他完全有条件抽好烟，但他只抽这种便宜的烟。

我们聊天的时候，经常碰撞出思想火花、语言火花，我就第一时间把这些话记下来。比如“靠城吃城”，“为城里人服务，掏城里人腰包”，这样有点儿俏皮又十分生动的语言，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大大丰富了我的采访。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