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胜利地揭开了伟大战略进攻的序幕。为了策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党中央决定陈谢兵团渡河南下，挺进豫西，开辟豫陕鄂革命根据地。陈谢兵团辖四纵、九纵和三十八军。我当时任晋冀鲁豫太行四专署副专员。这次渡河南下，我担任太行三、四专区参战民兵、民工的总指挥，三、四专区参战民工有1万多人。三分区武委会武装部长李荣、四分区武委会武装部长刘玉更担任副总指挥。我们的任务是随陈谢兵团九纵队进军，九纵打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除配合主力作战外，搞好后勤支援工作。

1947年8月10日我们开始出发，经过博爱县城，越过济源县的王屋山，到达了大队集结的黄河渡口。在船只缺少的情况下，我们克服困难，强渡过河，追上了主力部队，继续前进。我们途经刚被我军攻克的新安县城，涉过河水猛涨的洛河，穿过尚未解放的宜阳城西郊、临汝县南端的寄料街，翻山越岭，到达鲁山县的背孜街。经过多天来的艰苦急行军，这才有了一个短暂的休息机会。

陈谢兵团自8月下旬渡河南下挺进豫西以来，正逢雨季，我们经常是冒着暴风雨，沿着泥泞的山间小道前进，有时夜间也要赶路。那时我虽有马乘，因为长时间的艰苦急行军，仍感到人困马乏、疲惫不堪。而我们那些荷枪实弹的战士和肩挑弹药的民工，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中夜行军，从来就听不到谁有什么怨言、牢骚。

我们刚到豫西时，沿途农村的群众是不了解我们的。他们受国民党政府和地方上豪绅恶霸的欺骗宣传，害怕共产党、害怕解放军，他们在山头上放瞭望哨，一见我们部队就大声呼喊，让他们村里人赶快往山里跑。我们进了村往往除鸡狗之外，连个人影也找不到。如果赶到当地群众做饭的时间，他们会不顾饥饿，放下锅里刚做熟的热腾腾的饭菜，一家人全跑光。但是，由于我们的部队和民兵、民工，严格遵守群众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且对群众态度和蔼亲善，使群众深受感动，认识到解放军是好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欺骗宣传很快就被揭穿了。我们的军队、民兵、民工所到之处，广大群众无不满面笑容地欢迎我们。

1947年10月的一天下午，秦基伟司令员在九纵司令部临时驻地宝丰县大营镇接见我。他说：“前委会议决定，从现在起开始建立地方政权，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辟豫陕鄂新解放区，由你任临汝附近几个县的专员。”他又接着问我：“现在你带有多少干部？”我说：只有一个，是带民兵、民工参战的温县县委宣传部长王武烈。秦司令员说：由他来任临汝县县长。这时我主动问秦司令员：留不留一些队伍协助我们开辟这一带的工作？他说：“现在部队作战任务很大，给你们留不下队伍，靠你们自己去闯吧！”第二天天刚亮，我和警卫员、马夫便西行，返回我们的驻地临汝县城西南约20公里的小村和尚庙。当时我和王武烈身边连警卫员、马夫、民兵一共只有19个人。当天下午我们就一齐到和尚庙村北边的大程村，集合群众开大会。会上我作了自我介绍，又介绍了王武烈同志。然后，我简要地宣传了我党我军对于新解放区的政策。当时我们想快点组织起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农会，再建立一支地方武装，使我们在新区很快站住脚。所以，会后我们的同志便带领参加会议的群众到该村几户恶霸地主家里，分了他们的粮食和浮财。那时我们这种很“左”的行动，名之曰：“走马点火，遍地冒烟”。当时我们还向群众宣布：我们的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就驻在你们村南的和尚庙，你们有什么冤枉，就到那里去找政府，我们给你们作主。

在我们驻和尚庙村的前几天，也是按照在大程村的做法，到附近大村开大会，带领群众分恶霸地主的粮食和浮财。这种做法只是群众中少数勇敢分子或个别土匪小头目敢于和我们接近，给我们提供一些当地的情况。这些人之所以敢于和我们接近，与陈赓将军指挥的部队强大军威有极大的关系。而大多数群众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开始驻在小村和尚庙是为了村小便于警戒。在我们已经打起了专员、县长的名义后，更不好马上离开该村。不过当时我们认为那一带隐蔽的敌人地方团队，一时还摸不清我们的实力，所以在前三、四天的夜间我们仅派一两个人放哨，其他的人都去睡觉。几天后，估计敌人可能摸清了我们的情况，就采取每天拂晓前离开村子到三、四里以外的地方，防止敌人对我们包围袭击。在和尚庙村驻有十二、三天后，就转移到临汝靠近鲁山县境的隆兴观（今寄料镇观上村）去了。隆兴观有一个拥有武装的恶霸地主（注：王景元），全家都逃往大城市去了，我们就驻在他那所修有高墙炮楼的宅子里。此后，前来和我们接头的、提供情况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在不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就组织起一支小小的武装力量，还在隆兴观附近的村子，发动起反霸斗争。当时我们开支的经费主要靠隆兴观南面寄料街小煤窑卖煤的收入。现在看来，当时的作法是违反党的新区政策的。我们驻在隆兴观约20多天的时间里，九纵司令部同我们暂时失掉了联系。纵队首长非常关心我们，派出2名战士去临汝县附近寻找我们，不幸的是，那2名战士夜宿大营镇时遭到敌人暗害而牺牲。纵队首长听说两位战士被害的消息后，又派出一位队列科长带领着全副武装的一个班找我们，最后终于在隆兴观见到了我们。接上头后，队列科长传达纵队首长的指示，让我们和他一起回宝丰县。当我们到达宝丰城南的马街时，纵队司令部因有战斗任务已经离开，只有政治部还没有走。于是，我见了政治部主任谷景生，相互介绍了一些情况。为了宣传党的政策，谷主任让我以专员的名义起草一个布告，起草后经谷主任修改，交当地石印厂印刷。同时尽快刻制了“豫陕鄂边区第五行政督察专员”的印章。布告印好后，在临汝、宝丰、鲁山等县到处张贴，使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得到广泛的宣传。

1947年11月中旬，九纵司令部驻扎在宝丰城东街的福音堂。我随九纵政治部也到了宝丰。秦基伟司令员等纵队首长，研究建立豫陕鄂五专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确定了领导成员，地委书记由纵队政治部的敌工部长张衍担任，司令员由三旅（九纵下辖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个旅，这里说的三旅是二十七旅———编者）副旅长黄以仁担任，副司令员由牛子龙担任，我任专员。时隔不久，前委为建立豫陕鄂革命根据地，决定由四纵、九纵各旅帮助地方建一个分区。我们所在的五分区由九纵一旅（即二十五旅———编者）担任。这时地委书记是一旅政治委员冷裕光，军分区司令员是一旅旅长蔡爱卿，专员还是我，增加了一个副专员李尧如，他是禹县的一位民主人士。当时确定五专区辖临汝、宝丰、郏县、禹县、鲁山、襄城等六县。俟后不久，以随军南下的干部为骨干，把临汝、宝丰、鲁山、郏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配齐了。我现在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临汝县委书记王云清、县长王武烈；鲁山县委书记戴云程、县长李涵若；宝丰县委书记任瑞廷、县长黄明；郏县、禹县、襄城的干部记不清了。1948年2月间，地委又增加了两位副书记，一个是张健民，一个是李庆伟。

刘梅，男，汉族，1910年出生，河南省清丰县人。中共党员。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学习。1938年3月参加革命。先后任山西省潞城抗日县长、太行区行政干校校长、晋冀鲁豫太行四专署副专员等职。1947年11月，任豫陕鄂第五行政专员公署专员，领导并组建中共临汝县工作委员会和临汝县人民民主政府，为汝州及豫西地区的彻底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刘梅任山西省行政干部学校校长、省委党校副校长。1957年3月任山西省五台县委第一书记。1959年任山西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75年至1983年任太原工学院党委书记、院长。1982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2007年1月16日因病去世。文章撰写于1986年。

该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