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代：“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

2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

2月底至4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1972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姚文元在同一天发表了《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毫无根据地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40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那以后，周恩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春桥、姚文元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3月5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3月8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中央起草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

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

3月6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

3月7日，汪东兴从京外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当天，北京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

3月8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350人。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都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293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1975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

3月20日，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

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