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王云清为首的地方领导干部来到了临汝，这批干部有20多人，都是骨干。根据地委指示，我和王云清同志研究，组成了中共临汝县工作委员会。县工委由王云清、我和占荣3人组成，王云清同志任书记，我和赵占荣为委员。我记得主要干部还有马象堂、傅长富等。当时，我们建立了3个区，一区在观上，二区在半扎，三区在杨楼。王云清同志还传达了五地委的指示，批判了过去的急性土改和“抄家点火”分浮财的错误（实际上早已纠正），确定了我们今后工作的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清匪反霸，实行二五减租，取缔保甲制度，建立人民政权，并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自己的武装。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我们在汝河南的工作又有很大发展。

在这个时期，中原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片地区已经解放。临汝县县政府办公地点，从和尚庙搬到观上再搬到滕店，经过了半年多的游击战斗生活，直到1948年4月，才正式搬入了临汝县城。

二、剿匪反霸，建立人民政权，全力支援前线

我们一进城，就向全县人民宣传党的政策。告诉大家：我们是人民政权，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是为人民当家作主的。我们要对地主恶霸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目的是要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要解放全中国。这些宣传代表了人民的心声，很快受到了人民的广泛欢迎。

进城后，我们又先后建立了城关、临汝镇、庙下、夏店、纸坊等区。加上原来汝河南3个区，全县共有8个区。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干部不够用。连我从黄河北带来的民兵都用上也不够。经县工委研究，决定举办培训班，招收培养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工作。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办培训班先学习并安排临时工作，经过一段实践，认为可以，再吸收正式参加工作。我们还召开了知识分子座谈会，有五六百人参加。我向大家讲了全国的形势，讲了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依靠、团结、改造的方针。经过这次大会，调动了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会后，大部分知识分子回乡村任教员，一部分吸收到县、区机关工作，大大缓解了干部不足的困难。这时，组织上又从黄河北调了一批干部来临汝，如副县长吕芳滨、县委副书记马云生以及张光汉、马品三、刘德泰、刘振邦、张英仁等都是这时来的。这次总共来了10多名领导骨干，但有经验的干部还是不足。

县政府未搬进城前，就开始了支援前线工作，主要是支援主力部队攻打洛阳。临汝县是攻打洛阳的后方，我们动员了所有的力量，全力支援前线战斗，从粮食柴草，到担架、民工、小车、马车等等。不久洛阳就解放了。我们县公安局和民兵把从临汝跑出去的土匪头子也乘胜抓回来一些。

全县虽然解放了，但小股土匪武装还在危害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根除匪患，军区党委决定把一部分主力部队分散到各县去剿匪。我们临汝县政府根据军区决定，成立了临汝县独立团。我是挂名团长，范金标同志是团长，张良诚是政委，李杰为参谋长。为了便于发动群众，独立团以排为单位开展活动，地方干部和主力部队密切配合。我们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为了相互配合，发挥力量，还在分区的领导下组织了联防。以临汝、伊阳（今汝阳）、禹县、郏县为一个联防区。经过半年多的清剿，大批股匪被消灭，如有名的股匪刘殿宽、姚保安、王斗等。人民政权已经建立，人民的生命财产有了保障。县独立团的任务已经完成。淮海战役开始后，根据上级指示，县独立团大部分队伍随范金标团长参加了淮海战役。留下的一个营，以刘纯甫为营长、徐建民为政委。后来刘、徐又调走，临汝就只剩下赵占荣同志为首的县大队了。

为了彻底消灭土匪，我们在全国解放以后，还组织远征捕匪小分队，到西安、武汉、新疆等地抓回了王景元、郭允恭等土匪头子。在我离开临汝时，剿匪工作基本上算是结束了。

中原军区驻在宝丰，临汝是到洛阳的必经之路。我们支前的任务十分繁重。来往的首长都要经过临汝。那时工作繁忙得不能坐下来开个会，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发动群众。有一次张际春副政委路过临汝，我向他汇报工作时提出当前的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地方干部少，二是事务性工作太多。张政委说，干部问题我回去给你们反映。来往人多，你们可以把县政府的牌子不挂在大街上，人家找不到，可能事务性接待工作就少一些。我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就把县政府的牌子挂到后门上去了，因为后门在背街上。可是，不久陈毅司令员来到临汝，他到处找不到县政府。结果，在一个背街后门才找到我们。我当时在房里听见小吉普车的声音，知道是来了首长，这时警卫员说是陈毅首长找我，我赶忙去见陈毅同志。他批评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把牌子挂到大街上？你们把它丢到厕所去吧！堂堂的县政府，像什么话，成什么样子。”我一看陈毅同志发脾气了，忙请他到县政府坐下。我作了自我批评并解释说人来人往太多，影响工作，办公都办不成。他说：“你们这个小县城都管不了，以后要是解放了上海、南京怎么办？”我忙说：“我马上把牌子挂回大街正门上。”当时来往经过临汝的部队很多，有些战士乱打枪，陈毅同志正好听见枪声，就问，这是什么人打枪？我说：“这里来往部队很多，不知什么人乱打枪。”他问是哪个部队在这里驻防。我说这里有一个独立团。他叫我派人去把范金标、张良诚同志都请来。他们来后，陈毅同志问：“是谁在乱打枪？”范说：“来往部队很多，不了解。”陈说：“你们驻在这里，就应该归你们管，不管什么军队，无论什么人，都要管起来，不能乱打枪，要维持好秩序。现在我们在小城市都管不好，将来到了大城市怎么办？”我和范、张把我们剿匪的情况作了汇报，他听后很满意地说：“你们工作有成绩，要抓紧消灭土匪，不然群众就不能安居乐业。”这次陈毅同志在临汝停了大约一个多小时，随后就到宝丰去了。

亲耳聆听陈毅同志教诲的事还有一次。当时驻在临汝的中原军政大学（现文化局院内———编者注）张衍教育长，有一天通知我和王云清、范金标、张良诚等同志去听陈毅司令员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我们一到会场，陈毅同志说，你们都来了。张衍教育长马上给我们作介绍，然后就坐下来听陈总作报告。陈毅同志作报告没有讲稿，甚至连个提纲都没有。他讲了整整一个下午，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讲得非常生动，有说服力。特别是当他讲到有些新来中原军政大学的学生，有怕当兵的思想时，情绪很激动。他站起来说：“我们军政大学的学生就是要当兵，不是来做官的，不愿意的就请你回去。你不想当兵，你想当还不够格哩，你撒泡尿照一照，你够不够格？老实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学好了才能分配工作，要先下连队当一个合格的兵。不要怕苦，不要怕累，不要怕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当这个兵，是为解放全中国而战斗的。”他讲了三四个小时，下面2000多学员鸦雀无声。这次报告不但对学生是一个很大的教育，而且对我们这些参加工作10多年的人，也起到了很大的教育作用。我们回来都说：“陈老总有魄力，是元帅风度。”听陈毅同志报告的时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可是，陈毅同志那天的音容笑貌、不凡的气度、敏捷的思维、犀利的语言至今仍历历在目，宛如昨日之事，令我终生难忘。

三、充分发动群众，健全人民政权，发展党的组织

由于过江推迟，中原局党委把准备过江的干部留在豫西发动群众，作后方根据地的巩固工作。因此，1948年9月，从山东调到中原的8000余名干部中抽调150多名干部，充实到临汝干部队伍，大大加强了我们的力量，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帮助。根据地委指示，县委领导班子作了大的调整，夏如爱同志任县委书记，王陵、王云清、马云生为副书记，我和吕芳滨任正副县长。李砚农任农会主席，尹子明任公安局长。这时，全县共成立了12个区。县工委撤销，正式成立了中共临汝县委员会，组织部、宣传部等都建立健全了。县委和政府正式分开办公。县政府下设秘书科（刘众为科长，后为副县长）、支前科、教育科、司法科、民政科、工商科等，县政府机构基本配置齐备。

我们在临汝第一阶段的工作（近一年时间），主要是剿匪、初步建立政权、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支援前线和保障供给。真正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动群众，是从山东干部来了以后才开始的。我记得山东干部来了以后，县委召开了干部扩大会议，由我和王云清同志向新到的干部介绍了情况，王陵同志宣布了干部分配名单，夏如爱同志做了工作布置，然后我们就分散到各个区开始发动群众。

我们这次发动群众，首先是经过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由点到面进行推广。干部一进村，首先向群众讲明来意，是要和大家一起清匪反霸、打倒恶霸地主、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其工作方法是：个别串联，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启发群众，提高觉悟。通过诉地主恶霸的苦，在发动群众中发现积极分子。经过教育培养，由他们再去串联别的骨干或积极分子。诉苦采取的是由个别诉苦，到集体诉苦，然后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加入农会也是先由个别介绍发展对象，然后再吸收入会。建立起农民协会后，由农会的会员研究斗争对象，然后面对面地向地主恶霸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不断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扩大自己的力量。为了建立乡村政权，我们先是建立农会，一切权力归农会，为后来建立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同时建立了乡村人民武装，即民兵和自卫队，个别有条件的村还建立了党的小组，对乡村的原有政权也进行了整顿。这个工作过程一般要进行两个多月，这样不仅建立了党在农村的领导优势，而且也进一步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

一个村的试点工作基本结束后，通过总结经验，就向面上展开推广。为了加快发动群众，推动工作，我们还采取“滚雪球”的办法，先在试点村训练培养一批骨干，然后，把这些试点上的积极分子，一起带到下一个村庄开展工作。全县按这样的方法，共分三批进行，每批搞三分之一，经过三四批的发展工作，全县各村庄的农民协会都逐步建立起来了。全县农村500多村庄，吸收农会会员50000多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有1000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并正式成立了县农民协会，选举李砚农同志为主席，霍华章、史长林、关金斗为副主席。会议结束时还举行20000多人的大游行活动，充分显示了农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在抓好上述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还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选择优秀的骨干作为培养对象，积极开展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当时，发展党员还是秘密的，要进行个别教育。特别是保密教育，然后经过审查、批准，再进行宣誓后才正式加入共产党。如果一个村够3个党员以上，就建立党支部。

在建立农民协会的同时，我们还发动妇女，组织妇女，开展妇女工作；此外还发展了青年团员，建立了青年团组织。这些组织都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根据许昌地委的布置，全县又在清匪反霸的基础上，开展了“灭蒋翻身”的参军运动。我们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为了彻底翻身得解放，就必须推倒三座大山。在发动群众控诉地主恶霸罪恶的基础上，让群众懂得地主恶霸的总后台就是蒋介石，要彻底翻身就必须打倒蒋介石。“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成了当时最具有号召力的行动口号。要打到南京去，要打倒蒋介石，就必须要有人民的军队，就必须要扩大解放军的队伍。我们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宣传这些思想，用以武装和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人民的军队，用实际行动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经过我们的宣传教育和广泛动员，农村中的积极分子纷纷带头，在县农代会上青壮年纷纷踊跃报名参军。全县农代会结束后，各区也开了代表会。代表们在各村广泛宣讲，造成了参军光荣的动人局面。全县有上万人报名参军，经过挑选，约2700名被批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是临汝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参军运动。这批军人对解放战争和以后的抗美援朝，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参军运动结束不久，大约在1949年3月，根据全国形势的发展，原来留在临汝的干部，要支援新解放区开辟工作，准备过江。按上级指示，夏如爱、王陵、李砚农、尹子明、白希清等领导干部100余名，过江去湖南开辟新区。临汝县委进行了大的改组，我改任县委书记，宋寅、霍华章为副书记，孙忠恒为代理县长。虽然山东来的这批干部在临汝工作只有半年多时间，但对临汝的贡献是很大的。临汝县的工作基础已经打牢了，局面也已经打开了。

四、“一、五”区土匪暴乱和复查运动

正当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临汝县一区和五区于1949年3月中旬发生了土匪暴乱的反革命事件。这次土匪暴乱，主要是原来没有彻底肃清的土匪，趁我们独立团刚调走，参军运动结束，新兵刚送走，一部分老干部南下刚离开临汝时，他们认为时机到了。于是几个土匪头子串通混入我们队伍内部的个别乡、村干部，妄图推翻我们的乡村政权，为地主恶霸反攻倒算。他们杀死了我们乡村的一些干部，夺去了我们民兵的武装。一时之间这个地区变了天。我和县委领导对此事件作了研究，认为这是对我们的一次考验，是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经过认真分析，敌人不过一二百人，最多不过三五十条枪（土匪还煽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参加暴动———编者注），他们是乌合之众。而我们虽然新兵多，但有赵占荣同志的县大队两个连，县公安队战斗力又比较强，再加上3个区干队配合，约有四五百人的力量，足够对付他们。关键是不能犹豫，要乘敌人立足未稳之机，一举把他们消灭掉。我们决定在天不亮之前，把敌人包围了。只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就把他们消灭了（彻底平息土匪暴乱用两天时间———编者注）。经过3天清理，真正的土匪也不过有七八十人。经过发动群众，把上当受骗的群众争取过来，反戈一击，捉住了主要匪首，开了公审大会，就地镇压了。“一、五”区土匪暴乱就这样平息了。

但是，这次“一、五”区土匪暴乱事件，不仅是对临汝县工作的一次考验，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第一，土匪必须彻底肃清，不能有任何麻痹；第二，革命队伍内部不纯是最大隐患；第三，我们在参军运动中个别干部搞强迫命令，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经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大家吸取了这次经验教训，更加认真细致地投入工作，我们对清匪反霸进行了复查，对反革命残余势力进行了清查，提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捕尽匪首，收尽枪支，整顿队伍，清查内部不纯分子”的工作方针，把混进民兵组织的不纯分子50多人清洗出去了，又把混入干部队伍中的不纯分子100多人，也清理出干部队伍。经过这次清理整顿，提高了我们的思想觉悟，增强了战斗力，并进一步把清匪反霸和群众运动引向了深入。

五、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

我们在纠正“左”的“走马点火”和急性土改错误后，就曾提出“二、五”减租的口号。但是，当时大部分地区并未真正开展这项工作，只是在清匪反霸的过程中，结合着开展了一些相应的工作。因为土匪恶霸是群众最痛恨的，匪霸对人民的危害也最大。因此，群众迫切要求清匪反霸。相对来说，对减租减息的要求不十分迫切，这是当时的一个实际情况。

到了1949年10月，根据河南省委和许昌地委的指示，我们正式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使广大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的一次大革命，是翻身贫苦农民的基本要求，是党在农村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一项伟大的革命运动。

县委根据临汝县的实际情况，经研究决定，分三批进行土地改革。第一批是试点，只是3个村先开展。第二批扩大到每个区3个村庄。第三批全面展开。

临汝县的土地改革，是在整顿党组织的基础上开展的。前一段虽然发展了不少党员，但是由于在战争年代，对党员的教育并没有认真抓好。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思想上还没完全入党。思想问题不解决，是不能适应和领导土地改革运动的。

为了领导好土地改革运动，首先就要整顿党组织。我们的党员有很大一部分是新吸收加入组织的，入党时间短，入党后又忙于各种工作，忽视了党员教育，觉悟不高。有的和地主划不清界限；有的作风不民主，脱离群众；还有个别的是组织不纯。另外，过去党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现在根据全国的形势和工作需要，为了使党的各级组织能够更密切地联系群众，土改开始后，首先需要公开党组织。具体做法是由县、区、乡逐步公开，以便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在公开党组织的过程中，我们配合进行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教育。让大家明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领导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组织，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经过学习、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开展了以查组织、查思想、查作风为内容，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然后进行自我教育。特别是党员公开后，要进行群众评议。让党员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这对党员教育很大。经过这次整顿，大大提高了党员的觉悟，纯洁了党的组织，增强了党的战斗力。这次清查的结果，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只有3%的党员不合格。同时，通过整顿还加强了团结，增强了革命必胜的信心，为土地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我们首先放手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依靠贫下中农，保护中农，不能侵犯中农利益。始终坚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反对包办代替，反对行政命令，反对主观主义。

首先采取让群众起来控诉地主恶霸的罪行，让贫下中农认清究竟是谁养活谁。是地主养活我们，还是我们养活地主。经过算细账，让贫下中农弄清不是地主养活我们，而是我们养活地主，是地主剥削我们，不是我们命中该穷。土改就是要让土地还家，使“耕者有其田”，是理所当然。地主阶级剥削我们几千年，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首先就是要领导我们夺回土地，让土地还家。通过这些教育，启发了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才真正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自觉性。由于我们坚持了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全县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长期受压迫剥削的农民翻了身。当时，共没收地主官僚的土地10多万亩，房屋3万多间，大牲畜3千多头，粮食18万斤。全县经过5个月的斗争（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运动胜利结束。

六、结束土改转入抓生产

1950年3月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根据地委指示，除了个别地方还要进行土改补课之外，主要精力转向抓生产。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过去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现在土地还家，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但当时要发展生产，还要克服很多困难。主要是缺种子、缺资金、缺牲畜、缺农具、缺肥料等生产资料。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县委、县政府号召大家组织起来、战胜困难。一方面普遍号召，另一方面又深入群众，帮助他们组织互助组，树立典型。当时互助组多数是三五个人一组。有临时的，也有固定的。党员带头，发动互助，组织起来力量大。在组织起来的农民面前，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通过互助组这一新的形式，终于领导农民战胜了困难，获得了领导生产的成功。为了帮助农民克服资金短缺的困难，扶助农民搞好生产，我们政府还想办法发放了贷款。经过各方努力，在1950年秋天获得了一个好收成，粮食产量增加一成多。县里为了鼓励搞好生产，还召开了劳模大会，为全县人民树立了搞好生产的典型。当时受到表扬的劳动模范不少，其中对特等劳模许牛娃，奖励一头大黄牛，其余奖给大小农具。这次劳模大会的召开，为全县人民树立了劳动致富、劳动光荣的楷模。

1951年3月，许昌地委通知，调我到许昌县委任书记。于是我结束了在临汝4年的战斗生活，离开临汝，赶赴新的工作岗位。

（作者王武烈，山西省左权县石抬头村人。1923年1月生，1939年10月参加工作，1941年1月入党。先后任温陟县二区区委书记，温县五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1947年8月随军南下，同年11月来到临汝。1951年3月调离临汝，先后任许昌县委书记、许昌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中南行政区财政委员会人事处长，中南行政区粮食局副局长，东北铜铅锌矿务局副局长，云南省东川矿务局副局长、局长，东川市委副书记、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云南省冶全厅副厅长、厅长，党组副书记、书记，云南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84年6月离职休息，现已病故。）

该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