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同志点点头，继续说：“咱们正定县在经济上是农业单打一，在农业上是粮食单打一。咱们为了交征购，年年扩大粮食面积，压缩经济作物面积。现在咱们全县的经济作物，棉花还剩一万亩。我们现在的粮价30年一贯制，小麦一斤1毛2，玉米一斤8分钱。咱们粮食交得越多，群众收入水平就越低。依我看，咱们正定县实际是个‘高产穷县’！”

听到近平同志这么说，我“激灵”一下子，当时有点儿接受不了。我说：“‘农业学大寨’的红旗就在办公室挂着呢，哪能说咱们不是‘好县’呢？”

近平同志说：“咱们的‘贡献’越大，农民的收入就越低。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一下。我想给中央写个信，反映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把高征购减下来。”

当时我吃了一惊，连忙说：“这可不行，这可是政治问题，我得先跟老书记冯国强汇报一下。”

果然，我一跟冯书记说近平同志要向中央反映减征购的事，冯书记就急了，说：“这个可不能让近平反映！这事，要反映就你反映，出了问题你兜着！”

我回来又找近平同志谈，我说：“冯书记不让你反映，怕你犯错误。他说让我反映。”

近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怎么会犯错误？我去跟冯书记谈谈。”

他那次跟冯书记怎么谈的，我不得而知。后来听说近平同志和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正定高征购使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时间不长，中央、省委、地委联合调查组来到了正定，对正定征购是否负担过重问题开展调研，召开了几个座谈会，调查组一致认为近平同志反映的情况属实。之后上级决定把每年正定征购7600万斤核减到4800万斤，减了2800万斤。这一减，可了不得了。1983年，我们召开三级干部会（县、乡、村三级干部会），对种植结构进行调整，适当压缩粮食作物面积，上经济作物，当年种植“中棉十号”17万亩，一年农业产值就翻了一番，农民人均收入从148元涨到了400多元，翻了一番半，一年就彻底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那年，看到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我就对近平同志说：“你为正定人民办了一件大事，正定人民永远忘不了你。”

采访组：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还没有广泛推开，人们的思想还比较保守。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那时在正定是怎样积极推行农村改革的？

程宝怀：1982年，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后，经常骑车下乡搞调研，走访群众，了解到生产队长不好当。当时农村的体制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社员下地干活的情况是：队长一打钟，干活一窝蜂，社员出工不出力。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干不干，八分半”，农民干活没有什么积极性。

有一天，近平同志找到我说：“程县长，最近你注意报纸没有？安徽和四川正在酝酿搞‘大包干’，咱们县能不能选个经济落后的公社搞个‘大包干’试点呢？”

我说：“老书记冯国强给我说过，‘大包干’我们正定目前不能搞，中央没文件，河北省没精神，石家庄地委领导没讲话，咱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冒尖，犯方向路线错误。”

近平同志说：“我觉得‘大包干’不错，是调动农民种田积极性的最好办法。我去跟老书记说说，你跟玉兰同志说说。”

近平同志跟冯书记怎么谈的，我不了解。我跟玉兰同志一说，她很高兴，说：“‘大包干’是个好东西，迟早都要搞，这是个大方向。早搞比晚搞好，它分配简单，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农民容易接受。”

在近平同志和玉兰同志影响下，我逐渐扭转了看法，对“大包干”有了新的认识，开始积极推动。

根据近平同志意见，我当时选择了离县城远、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里双店公社搞“大包干”试点。我把公社党委书记王香文、主任张士文叫到医院（我当时因胃病住院），先询问了他们对“大包干”的认识，说：“你们对‘大包干’是怎么看的？如果在你们公社搞个‘大包干’试点，你们意见怎么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