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座后，恐怕因为熟悉谭启龙，毛主席面带微笑地先问我：“铁瑛同志，你是哪里人哪？”

“河南人，南乐县的。”

“在哪里读书的？”

“在保定二师。”

“哦，保定二师，那个学校，好学校。”毛主席明显带有赞赏的口吻，“谈谈省里情况吧！”

于是，我们就汇报了省里的生产情况：批林批孔，批唯生产力论，省里许多工厂停工，如杭州钢铁厂，1973年时生产形势很好，还炼出特等钢，批林批孔以后，造反派说：多生产几吨钢铁算什么？苏联钢多，不还是修正主义？农村也受武斗影响，江南鱼米乡，都吃北方省运来的地瓜干、玉米面……

毛主席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有的地方点点头。前后谈了20多分钟。直至我们再三请主席下车去宾馆休息，他老人家才停止询问。

毛主席毕竟已是八旬老人，身材又魁梧，下火车已不太方便，由工作人员搀扶着，费了点劲，才下到站台上。汽车送毛主席穿过市区向西湖的南岸汪庄驰去。

毛主席住在汪庄一号楼。此次杭州之行，他主要是医治眼疾。前后在杭州住了两个月零五天。省委分工我负责毛主席在杭州期间的警卫和安全，所以，白天我去省委开会、工作，晚上住进汪庄六号楼。

这次，到了杭州的毛主席，户外活动减少了。显然，他的手脚不那么方便了。

就是在这样的身体情况下，毛主席仍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看书，还委派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张耀祠把谭启龙和我找去，听取浙江省的工作汇报。

9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发表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

2月10日，毛泽东同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谈话。

铁瑛回忆：

2月10日，我乘车赶往汪庄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要找我谈话，了解浙江的情况。

是如实汇报批林批孔运动遗留下来的成堆问题的真实情况，还是追随当时的政治气候报喜不报忧？我没有犹豫，毅然选择了前者。尽管自1974年以来，我被大小会批斗了数十次，批我否定“文化大革命”，请隐士、举逸民，宣传唯生产力论等等，纲越上越高，造反派甚至想把我划到林彪死党之列。那时我已年近花甲，被批斗一年多，不知人瘦，只觉原先量体裁制的衣裤变得晃晃荡荡。可是，我从不愿昧着良心说假话，更不愿把责任推给下面。我当时心中有一个信念是从没动摇过的。

我把省里存在的、最令人担心的问题一一汇报了，最严重的是造反派在各地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甚至出现了本人尚且不是党员，却已当介绍人，发展了七八名党员的荒唐事。

“还有这种事？这种做法不对，应该纠正。”毛泽东感到愕然，继而又摆了摆头。

讲到造反派冲进省县以上干部会议，抓人又占据杭州饭店时，他显然非常气愤，当即叫来汪东兴，说：“去打一个电话给王洪文：浙江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杭州饭店赶出去。”很快，中办领导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我的评价，并作出了果断决定。经过考虑，毛泽东同意了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此一举，对杭州市起了稳定作用，无法无天的派头头的嚣张气焰受挫，渴望安定团结的广大市民群众无不拍手叫好。

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