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七千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一千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

最后，毛泽东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

在武汉谈完话，毛泽东准备由武昌转移到湖南长沙。他让汪东兴通知广东、广西两省（区）和广州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立即到湖南长沙来。并要华国锋和汪东兴先到湖南长沙做好有关准备工作。

8月27日上午9时，汪东兴和华国锋飞往长沙，落实毛主席的住宿安排等问题。

据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回忆：

汪东兴和华国锋于27日上午乘专机先期到湖南，主要做以下几件事。

第一，对毛泽东的警卫工作和食宿作布置和检查。

第二，大体安排一下毛泽东在长沙期间的活动日程。

第三，概略地讲了毛泽东在武汉找负责人谈话的精神。

第四，汪东兴讲了毛泽东的两个特点：

一是主席经常深思熟虑。他在房子里非常安静的情况下思考问题时，最不喜欢别人打扰他。江青经常打扰主席，主席很不高兴。而汪按照主席意图，较好地阻止了江青对主席的干扰，得到了主席的肯定：“汪东兴就是有办法。能阻止江青来见我。”

二是主席在生活中也体现了他一贯实事求是的作风，没有半点虚情假意。比如迎送问题，党内同事因事到主席家或专门去看望主席。一般他都是不迎送的；只有党外人士或者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主席才略作迎送。其实，主席也十分讨厌对他那种劳民伤财的大轰大嗡的迎送。这次也希望你们按主席规定的办。

第五，汪东兴十分自然而诚恳地讲到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犯了错误的事。他说，我曾亲自听毛主席四次讲了他不当国家主席的事。但是，在庐山会议上我一时不知道陈伯达他们的真实目的，当在华北组听说有人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时，我出于对毛主席热爱的真实感情，便第四个发言，也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上了他们的当。这不是糊涂吗？

第六，毛泽东这次离京及其后的一切活动和谈话都属绝对机密。大家要遵守纪律，绝对保密。

这六件事，无疑件件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认为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尤其重要，这是示意我们：

(一)主席这次南巡将涉及十分重大、十分突出的问题。

(二)主席思考的或将要谈的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大问题，我们千万不能干扰他，而要认真领会，紧跟主席，好好贯彻，切实执行。

(三)要注意适应主席的工作和生活特点，按照主席的要求做。比如主席到达和离开长沙时，出于感情和礼节，丁盛、刘兴元、韦国清也主动提出迎接和送别，但主席没有同意，我们也遵照主席的意见办了，只有华国锋和我（即卜占亚）参加了迎送。

这一天，从早到晚，长沙市的各主要路口增加了公安人员执勤，交警指挥，疏导车辆，维护交通秩序，都比平常更加严格，一招一式更加规范。红旗、吉姆、吉斯等高级小轿车来往于省委一机场一火车站之间。敏感的公安交警人员虽从领受“任务”中知道将有中央领导莅临，但绝大多数不晓得是毛主席南巡到达长沙。一时间，长沙这座古城又突然增添了几份庄严、神圣，而又神秘的气氛。

8月27日,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广西区委第一书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韦国清先后抵达长沙。

下午2时，毛泽东离开武汉，出发前，刘丰到毛泽东的住处看望毛主席，毛泽东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

毛泽东问刘丰怎么样，刘丰回答说，这几天我想得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我谈了话以后，我心情很沉重。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