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两派斗争尖锐、矛盾特别突出的武汉。他要到武汉去看看，到武汉去游泳，到武汉去保陈再道。陈再道不仅是一个陈再道，关系军队的稳定。通过解决武汉问题，解决全国的问题。

1967年7月6日、7日、9日，毛泽东连续召集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游泳，横渡长江。

12日，毛泽东与湖南的老朋友周世钊晤谈了三个小时。在谈到长沙“高司”与“工联”的6月6日战斗时，毛泽东告诉周世钊：“‘高司’的群众基础是学生，学生素来是革命的先锋队，‘工联’的群众基础是工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从他们的历史情况和所处的地位来说，没有不革命的理由，也没有不是革命的群众，两派必须联合起来。”

7月13日下午3时，毛泽东出发前再次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由杨成武和他一起到湖南、长沙、武汉去看看，15日可以到武汉，游泳去。

毛泽东交代，通知郑维山今天同车到保定、石家庄，谈河北问题。戚本禹代办公厅主任。

毛泽东的想法受到大多数人的劝阻，但他主意已定，执意要成行。于是，周恩来向杨成武交代了两项任务：（一）杨成武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联络员。随时传达主席的指示，转达我向主席的报告。（二）杨成武要保证主席安全。注意直接和我联系。他还指示飞机和舰艇都要到武汉，以备毛泽东使用。无论陆地、空中、海上、江上，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

14日凌晨3点，毛泽东一行人登上专列离开北京。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给毛泽东打前站，周恩来提前半个小时，于凌晨2点半坐飞机赶往武汉。

周总理说服了分为两派的服务员，放下分歧，赶快行动，把宾馆房间很快打扫干净。

周总理对陈再道说：“我是给主席打前站的，也想借机了解一下武汉的情况。你们要尽快促进两派大联合。稳定武汉局势。要为主席横渡长江创造好条件，要利用主席在武汉的机会把问题解决好。”总理告诉陈再道，“不要有顾虑。我们临行前，主席对我说，‘走，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专列开车不久，毛泽东通知杨成武找郑维山来汇报情况，谈河北、山西、内蒙的“支左”问题，尤其注意陈伯达在各地讲了些什么。参加谈话的还有杨成武和汪东兴。

毛泽东说：“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就好办了嘛!”

专列途经石家庄，谈话结束，毛泽东休息。毛泽东表示，没谈完，可以把郑维山带上，到武汉还可以继续谈。

毛泽东睡不着，只躺了几个小时，车入河南境内，他起来，再次召郑维山谈话。

毛泽东说：“我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采取教育的方针”“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毛泽东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阶级，它本身没有阶级利益的根本矛盾，根本冲突，为什么要分成两派？我想不能。这是人为的。

毛泽东吩咐杨成武记下他的话：“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