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2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又讲了两次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说，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情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自己为自己准备了垮台条件。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他们，叫孙悟空大高大冒，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

这样彭真被打倒已成定局。

原来周恩来主管党的日常工作，彭真管党，罗瑞卿管军队，周恩来管政府。彭真、罗瑞卿一倒，主持工作的就只剩下周恩来了。这次会议为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准备。

5月3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到了上海。

4日至26日，根据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部署和毛泽东在会前的安排，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约80人。全是在北京工作的和临时抽调在北京工作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都没有参加。

16日上午，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18日上午，林彪在大会上讲话。

这次会议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但会议的开法是由他会前安排的，会中又有康生的请示汇报，获取指示。所以这次会议虽然是由刘少奇主持，但真正的主持者是在外地的毛泽东。

5日，周恩来陪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到上海，毛泽东接见了代表团，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党内斗争的情况。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在座。

毛泽东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斯大林完全没有料到他一死就大反斯大林。

毛泽东说：“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毛泽东谈了从陈独秀到高岗、饶漱石这种“部分分化”现象。毛泽东说：“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

毛泽东说，第二种可能就是“剥笋”政策，（把坏的）一层一层地剥掉。45年来，前后一共“剥掉”了几十个中央委员，但现在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毛泽东说：“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说：“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在这期间，毛泽东于5月5日下午和5月7日下午同周恩来等人谈话。

5月7日，毛泽东看到军委总后勤部5月2日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即兴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人们后来称它为“五·七”指示。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