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中央以毛泽东的名誉向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家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发出邀请信，邀请他们派遣代表团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5周年国庆典礼。

17日，毛泽东对有关赫鲁晓夫攻击毛泽东谈话的一个材料作了批示：

刘、周、彭、朱、陈阅，退毛。

还是上一次谈过的老话。以威胁为防御。色厉内荏。

全世界多数舆论，都不以为然。

毛泽东九月十七日

9月18日，毛泽东离开上海。19日，专列途经南京。

毛泽东在南京接见了刚果（布）工人联合会领导人、刚果（布）国民议会第一副议会长坎布·儒利昂和夫人。

晚上，专列途经济南。

20日中午，毛泽东在济南接见了阿尔及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谈话。

毛泽东说，过去有一个时期我们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就发生许多问题，粮食不够，轻工业品不够，吃、穿、用都不够，恰好这些是广大人民生活的必需。同时，这两个方面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要自力更生，非积累资金不可，靠帝国主义是不行的。有些兄弟国家把专家撤走，这一来我们不得不自己干。

技术、资金从哪里来呢？任何外国不贷款给我们，我们也不愿向外借。技术从哪里来？都得靠自己。当然从外国购买一些技术，如我们从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进口一些技术，但是要付款，不然他们不给，只好把建设拖长一些。要很快建设先进的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是困难的，把时间放长一些就可能了。过去我们在国内发公债，现在不发了，正在还。我们欠苏联的外债，明年就可还清，明年再还1700万外债就没有了，至于内债，国内公债到1968年就还完，现余很少了，欠了一身债日子是不好过的。

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还不行。中国经济上还没有站起来。大概再有一百年，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区别中国人和日本人是不同的，看起来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脸皮，但是两个民族。

下午，专列离开济南继续北上。

晚上，专列到天津。

翌日，专列离开天津，当天回到北京。

第十章酝酿发动“文化大革命”

五十一重上井冈山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的“四清”工作路线受到了批评，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泽东对怎样具体地推进“四清”运动很少再谈起。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出现这种变化，并不是由于他认为“四清”运动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恰恰相反，随着“四清”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使他对不少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以至同群众相对立的问题越来越感到忧虑。他十分担心：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继续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便不能巩固，甚至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危险。

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他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也就是说，他在考虑单靠城乡“四清”运动仍不足以使问题得到全面解决，需要寻找出一种能够全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阅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接着就批了一段分量更重的话：“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引者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然而，当时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自1959年以来，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形势估计、农村“包产到户”等意见分歧，一步步积累起来，更使他认定问题首先出在党的上层。他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毛泽东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还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对如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关注重点有了很大变化。这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的几句极不寻常的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倒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二十三条”中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是点出了这个问题。（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