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历史上,有一位特殊的宰相,不仅服务了三代皇帝,而他对于朝政和家风清醒的认识,甚至影响到了之后宋代的一位名臣范仲淹。三百年后,范仲淹来到他的墓地来拜谒,也迷上了这个具有丰厚人文积淀的地方,并在人生百年之后安息在他的附近,与他比邻而居,两位先生成就了万安山的巍峨。
今年的春天似乎比往年来得要晚一些。时令已是仲春,却鲜见明媚的春光,阴雨朝朝暮暮,天气阴冷而潮湿。等了几天,始终见不到阳光出现。一阵细雨过后,天空露出了一片鱼肚白。我的车子已经迫不及待赶到了万安山麓。
郁郁葱葱的翠柏标示出一条清晰的通往景区的道路。在第一位先生范仲淹墓地范园的东侧,衍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通向不远处一座红墙青瓦的仿古建筑。
麦苗青青,油菜花黄,梨树初绽,桃花烂漫,先生姚崇的墓园,不显山露水,仿佛居于坊间的一位隐士。
红墙青瓦,姚园虽被修葺一新,然而比起范仲淹的范园,要小了许多。姚园的大门紧闭,南侧的小广场上也看不到一辆车子和一个行人。唯有大门上方金字的“姚园”,以及两旁白墙上书写的隶书“大唐贤相”“百世师表”,在彰显着墓主人的显赫地位。
我们一行从园子东侧虚掩的偏门进入,看守墓园的老人闻听我们是大老远从汝州跑过来的,惊喜地把我们比作“稀客”了。
松柏青青的墓园,一座面阔五间的姚公祠,祠堂之后约二十米,就是先生穹顶的墓冢。
这个宁静的墓园,一如始终清醒的先生,处于人生顶峰而主动辞相,处于激流险滩而挥洒自如,贬官地方依旧勤政爱民,时时刻刻不忘告诫自己、告诫同僚、告诫子孙,廉洁奉公、勤俭持家。
唯其始终以清醒的头脑看待得失成败,方得始终。
神都洛阳,见证了先生的崭露头角、施展才华,见证了达到权力顶峰的先生,也见证了先生力挽狂澜的大智慧,也见证了先生的急流勇退、明哲保身。
武则天天授元年,先生从郑州司仓参军的位置上,被朝廷召回,在神都洛阳担任司刑寺的司刑丞之职。一代女皇武则天为保障自己顺利登上大周皇帝宝座并巩固之,大兴酷吏,残酷地镇压了有反抗言行的李唐宗室及元老大臣,同时也滥杀了大批无辜,朝中大臣人人自危。
先生就任司刑丞后,接受最多的案件就是所谓的“谋反案”。先生深知在酷吏当权、滥杀无辜的武周时代,即便言语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更何况还要主持审理一件件“谋反案”,这是一项火中取栗的高风险工作。
但先生却从实际出发,公正执法,被关押的“谋反案”中许多官员,经过先生的审理,都被无罪释放而保全了性命。三十多年后,先生去世,就连与他有过节的大臣张说也在《姚崇神道碑》中赞扬说:“天授之际,狱吏峻密,公执法无颇,全活者众。”
先生的临危不惧、秉公执法,让处心积虑打压李唐旧势力的女皇也钦佩不已。之后,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内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起兵造反,连破营州、檀州、幽州,先生被提拔为夏官(兵部)侍郎,参与平叛,逐渐进入女皇核心政治圈。
先生的政治勇气,令人惊叹。有一次,武则天召见群臣,让大家发表对昔日酷吏周兴、来俊臣处理“谋反案”的看法,群臣都噤若寒蝉,唯有先生冒着杀头危险,实事求是指出了酷吏政治的危害性,建议女皇废除酷吏政治、推行仁政。这个建议最终被女皇采纳,先生也第一次成为当朝宰相。
先生任相之后,成为武则天处理军国要务的得力助手。在整顿边防、讨伐突厥、处理盐池事务中,彰显出高超的政治手腕。
但处于权力顶峰的先生毫无骄纵,清醒的他虽然尽心辅佐武则天,但对女皇的作为并不完全赞同。先生屡次以侍奉老母等为由,向女皇提出辞呈,希望不再过问政事,意欲急流勇退。
神龙元年,张柬之、崔玄暐、桓彦范等拥太子李显起事,同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攻克洛阳宫北门玄武门,直趋武则天所居长生殿,斩武则天宠臣张易之、张宗昌于殿庑之下,以武力逼劝女皇退位。
政变成功后,中宗恢复了大唐王朝。二月初五,中宗率百官到上阳宫向武则天请安。人走茶凉,曾经谈女皇色变的众官再次见到武则天,只是礼节性地施礼,早已没有了往日的君臣大礼。只有率真的先生,看到苍老憔悴、多病的武则天后,竟然伤心得“呜咽流涕”,众官皆惊。先生因此被贬官地方。
景云元年,睿宗继位。姚崇被征召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又升任中书令。姚崇与宋璟协力合作,革除中宗时期弊政,任用忠良,贬黜奸邪,赏罚分明,杜绝请托,使得各项法度重新得到整饬,朝野都认为国家复有贞观、永徽之风。
睿宗复位之后,太平公主干扰朝政,诸王手握兵权,对皇太子李隆基构成威胁。因与太平公主有隙,先生又被贬官地方。
开元元年,李隆基发动先天政变,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成功即位。大才的先生再次被拜相,开创了“开元盛世”。
贵为三朝宰相,先生却崇尚节俭,以至于在京城长安没有自己的府邸,寄身于罔极寺中。他先后写了多篇教育子孙的家风文章,如《执秤诫》《弹琴诫》《执镜诫》《辞金诫》《冰壶诫》《遗令诫子孙文》等,教育子孙要以忠事国,以孝持家,清清白白,恪守本分。
在女皇则天大兴酷吏政治期间,处于风口浪尖,审理“谋反案”的先生为了告诫自己,也为了规诫时人要慎言,亲自写了一篇《口箴》作为座右铭。后来《口箴》被刻于石碑上,代代相传。
处于君权神授的封建时代,先生却是一位难得的唯物主义者,不信宗教,以民生为重。
开元四年,山东地区发生蝗灾。当时百姓只知设祭膜拜,却不敢捕杀蝗虫,任由蝗虫嚼食禾苗。先生引经据典,说服唐玄宗及各地方官员,力推灭蝗,把蝗灾的危害降到最低限度,减轻百姓的损失。
即便在去世前,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具有进步的唯物思想的临终遗言《遗令戒子孙文》,提倡薄葬。
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二月,先生葬于伊川万安山南麓。先生走得坦然而又风风光光。
一生清醒的先生,为世人树立了一块丰碑。先生的文韬武略,先生的力挽狂澜,先生的处变不惊,先生的忠孝两全,先生的坚持原则,先生的急流勇退,都让后来者仰慕和践行。
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地,都能守正守元,不为不义的名利所惑,面对得失进退,能够头脑冷静、泰然处之。这是我倾慕先生的地方。
思时人,为一时的名利,身家性命全然不顾,如飞蛾扑火,倏然明亮,旋即化作一缕焦黄,不亦愚哉!
我们最大的教训在于,在读历史人物的时候,看到他们的得失进退,往往评头论足、一目了然,而当自己身处名利缠绕时,却为了一己之私而浑浑噩噩甚至自甘堕落,而不知进退,以至于最终身败名裂,此时方悔,焉不晚矣。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在《阿房宫赋》中的叹息,又怎能不令我们振聋发聩。
在这样的思绪中,在松柏的林荫深处,我沿着弯弯曲曲的小径,行走在仲春静寂的墓园。因为思慕先生,忽然觉得,那一株株松柏,那悄悄萌生的簇簇野草,以及静默枝头突然鸣叫的雀鸟,仿佛都受了先生的感召,幻化作先生的一位位故友,平静而又亲和地迎接着我的到访。
由此想到,先生穹顶墓冢上灿如繁星的迎春花,不正是先生不灭的灵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