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五年春（公元1145年），南宋临安城内盛传这样一则故事，说是一名乞丐拿着一个天青色的大碗乞讨，此碗精美之致，可与修内司官窑媲美。消息传到高宗皇帝赵构的耳旁，他急召主管修内司的吏部郎官李椿询问。

李椿闻知此事后大惊失色，官窑瓷器，原是秘不示人，一个乞丐拿着与官窑瓷器类似的大碗在都城沿街乞讨，岂不是贻笑大方？于是，临安城连夜搜查，终于在城门的桥下找到了这个乞丐。

经过审讯，这名乞丐是北地洛阳人氏，金人入侵时，家道破落，行乞度日。这个大碗，是他在汝州乞讨时，一名烧窑的女子所赠。乞丐陈述自己真不知道此碗的贵重，从汝州到临安，一路颠簸，他就靠这个碗吃饭喝水，并没有觉得它有多么金贵，他用了将近10年，也没人盘问此碗的来历。

女人烧窑，从前朝至今没有先例，李椿看乞丐忠厚，说的也不是假话，便赏赐了乞丐少许银两后，将他释放。

拿到了汝瓷大碗，李椿不敢懈怠，他将大碗呈送给了高宗皇帝，赵构看到大碗内烧有“朱家”二字，碗的釉色像千峰叠翠，青中泛蓝，温润纯净，与修内司的官窑瓷器相比，宛如天地之别，只可惜是乞丐用过的秽物，高宗皇帝觉得膈应，就对李椿说：“前朝制瓷，似乎没有留字，你将此碗拿到修内司，着工匠们看看，是否能将此等釉色烧在宫中瓷器上。”

修内司官窑在临安老虎洞，李椿来到窑场后，叫来了官窑场的总师傅张伯远，宣读高宗皇帝的口谕，并让他看了汝瓷大碗。张伯远盯着大碗看了半天，他瞅着碗底的“朱家”二字，连说了几个“不可能”，放声大哭。

李椿觉得奇怪，问道：“张伯远，你为何痛哭呢？”

张伯远跪在地上说：“启禀大人，小人就是汝州府人，这件瓷器像我岳父家的窑烧的，小人和岳父、内弟随大军南迁到临安，走时家中只有贱内和幼子，我岳父家还有个岳母和小内弟。金狗入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小人以为，家人已被金贼所杀，可这碗上的‘朱家’二字又分明是贱内所书，小人在想，莫非我的家人还在？”

李椿问道：“张伯远，你是不是思乡心切，胡言乱语呢？”

张伯远跪在地上连连磕头说：“小人不敢，我不是胡说，大人如果不信，小人的泰山还在临安城内，大人不妨唤来询问。”

衙役们来到临安城，找到已从修内司辞工的老工匠朱文山，朱文山一见大碗上“朱家”二字，便老泪纵横，抱着大碗哽咽着说：“李大人，这碗确实是小老儿的女儿豆娘所烧，当年小老儿烧窑的时候，我家豆娘常常送饭，小老儿教过她烧窑和配釉。”

朱文山是汝州著名的工匠，他在汝州大峪东沟烧窑，当年徽宗皇帝指令汝州烧制汝窑器，朱文山被请到汝州城里专门为皇帝烧瓷。靖康国难，朱文山和女婿张伯远随大军南迁，走时匆忙，女儿豆娘留在了汝州。

北宋实行的是募兵制，汝州的工匠按照法定年龄都服兵役，朱文山和张伯远随大军参战，九死一生来到了临安。高宗皇帝在临安建都后，朱文山和张伯远奉旨在老虎洞烧制青瓷，因为窑土的不同，朱文山直到离开窑场，也没烧出前朝青瓷的神韵。

按照过去的规矩，烧瓷是不能在瓷器上烧上窑场的印记，这个“朱家”二字，唯有在朱文山离开汝州后，才会烧制。

看来是豆娘她们还在，朱文山和张伯远在号啕大哭的同时，也觉得上天有眼，让他们的家人没遭涂炭。

其实，在朱文山和张伯远离开汝州后，豆娘也一直在寻找家人的下落，她们辗转来到了汝州的严和店，靠为人浆洗度日，父亲和丈夫生死不知，母亲又因思念家人撒手西去。为了糊口，豆娘带着幼子和弟弟重新捡起了家传的手艺，烧制汝瓷。她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人，尤其是丈夫张伯远，结婚三载，夫妻恩爱，举案齐眉。然而，山盟虽在，锦书难托，战火连绵，音信皆无，她唯有以泪洗面。

为寻找家人，豆娘想了个办法，就是在自家烧制的瓷器上写上字，不定什么时候，老天开眼，让尚在世间的亲人看到。朱文山读过几年学堂，他曾教过女儿写字。这带着“朱家”二字的瓷器走州过县，还真的阴差阳错地到了临安。

李椿看着朱文山翁婿泪流不止，动了恻隐之心，他将询问的过程上奏给了高宗皇帝。

赵构在金銮殿召见朱文山和张伯远，听完他们的陈述后，问道：“朱文山，你随朕来临安多少年了？”

朱文山颤颤巍巍地说：“启禀皇上，小人与犬婿自靖康二年追随圣驾，至今已一十八冬。”

赵构闻知长叹一声说：“故国飘零，你等随朕颠沛流离，尝尽了苦难，这样吧，朕赐些银两，你和张伯远返乡去吧。”

朱文山和张伯远听到高宗皇帝的话，大哭谢恩。

绍兴十八年冬，朱文山和张伯远辗转返回了汝州，在严和店，一家人终于团聚。此时，张伯远的儿子张继宗已娶妻生子。

在严和店，朱家窑名声远扬，以瓷寻亲的故事更被说得神乎其神。后人为记载这段经历，写了一出《汝窑传书》的地方戏，传唱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