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高大，足以让我须仰视才能看清先生的面目。
时令仲春，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初止，半黑半白的云儿在万安山上缓缓流淌，使得山岭隐藏了半个身子，欲说还休的样子；近处的村庄一片宁静，似乎都沉浸在春困的睡梦之中，偶尔一阵鸡鸣，也如杯子里濡湿的毛尖新茶，轻轻打了个旋，又沉在了杯底。那郁郁葱葱的翠柏，披着一层轻纱似的白雾，静静迎接着我的到访。
人的一生，历尽坎坷，才能走得更坚定，不畏艰难险阻，不惧风霜雪雨，就像浴火重生之后的凤凰。先生的一生，可谓百折不挠。
先生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先生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先生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先生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一年后，新政受挫，先生自请出京，历任邠州、邓州、杭州、青州知州。皇佑四年(1052年)，改任颍州知州，在带病上任的途中逝世，年六十四。累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先生忧国忧民，不图个人荣华富贵，从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到五十五岁主持新政，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他关心政治，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由于他直言敢为，曾在八九年间里三次被贬：1029年，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接着又在谏言废郭皇后事件中二次被贬；1035年，先生上《百官图》第三次被贬。
在这几次事件中，先生都是重要的策动者，尤其后两次，成为影响庆历士风构建的两个重要事件，获得了北宋士人的人格认同。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之为“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先生在《岳阳楼记》的名句，这也是先生不渝的践行。先生居庙堂，则恪守儒礼、忠君事国；先生贬官外放，则为民解难，兴办教育，心怀国家大事，多次上疏；先生归家，则教育子孙正心修身、积德行善、清廉俭朴、乐善好施。
先生的耿直无私、大义凛然，连他的恩师、同僚都为之提心吊胆，他直言皇太后、皇上、皇后，直陈宰相及同僚工作失误，不惧权威，刚正不阿，是一位很有原则和底线的性情中人。面对权贵的指责排挤和同僚的好言相劝，不为所动。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威严的先生又是和蔼可亲的。面对苦难的百姓，他雷厉风行，倾注满腔热情，殚精竭虑为百姓解除危难。
先生改革宋朝初期柔靡的文风，提倡以文化人、言之有物。对待有才能的同僚，又极力推荐担任重要职位，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长官和贤兄。
我仰慕先生的耿直无私，不为名利所困，为人处世坚持自己的原则、底线，甚至到了迂腐的地步。人是需要一点脾气的，需要坚守底线、不为不义的名利所诱惑的傲骨。
我曾经追寻先生的足迹，在邓州的花洲书院感受先生当年繁冗的政务间隙讲学的盛景。我曾经多次匆匆驱车驶过先生的塑像前，却因为事务繁杂，未能真正拜谒先生。这高大雕像之后的范园，以及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苍苍翠柏，成为我心中期望的精神家园。
由先生推及一切高雅的君子，我仰慕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我仰慕以身寄托山林之间的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水石上流。
这是怎样一个令人向往的精神家园，抛却了世俗的名利和迎来送往，抛却了蝇营狗苟的朋党，固守精神的堡垒。如若因此而曲高和寡，无人赏识，那就携上一把古筝，穿上宽大的布衣，在山林间静静走过，把自己想象成无拘无束的隐者，不问人间寒暑吧。
如若无法逃离藩篱，那就让自己的心儿如水一样平静，不带有一丝涟漪，泰然生活在喧嚣的市井。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样的与世无争，或许就是无奈人生最好的解脱。
我想，屡屡被贬的先生，在每一个据理力争之后，也是渴望有一个歇息心灵的世外桃源的。不然，抱病赴任的先生溘然长逝之后，怎么会选择长眠于幽静的万安山。
雨后的青砖路面厚重而古朴，雨后的翠柏林间肃穆而清爽。我缓缓走过斑驳的石牌坊，走过石羊、石狮、翁仲分立的神道，缓缓走过巍峨的神道碑、乾隆御碑、仁宗褒扬碑，最后来到先生的墓前。
先生的墓偏于范园的西南一隅，普普通通的半圆穹顶，干枯的蒿草凌乱地堆放着，唯有那块“宋参知政事范文正公墓”的墓碑，在彰显着墓主人不凡的身份。
我的目光沿着这块普通的墓碑缓缓而上，碑额的四个大字“先忧后乐”忽然就吸引了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先生应朋友之约撰写的《岳阳楼记》里的名句，而这不正是先生一生最好的写照吗？
我俯下身去，用手轻轻摩挲着先生的墓碑。忽然发现，在先生的墓冢上，在那干枯的蒿草根部，一团团的嫩绿在悄悄萌生。
此时，新日初现，一只灰喜鹊，在翠柏林间放开喜恰的歌喉，欢唱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