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邓小平、彭真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根据我们直接领导的五个调查组（在顺义、怀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组在北京近郊及各县一个多月的调查情况来看，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农业六十条指示后，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高，但要进一步全面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许多措施还需要改进，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一、关于调整社队规模问题。北京近郊和各县生产大队、生产队规模都已调整了，社也大部分调整完毕。多数是万把人一个社，大队一般以村为单位，生产队一般是50户左右。实行责任制，使农民心里有了底，大大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二、关于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问题。多数生产队赞成对包产部分购九留一，对超产部分购四留六。对包产指标高的队，超产粮的征购比例也可以低于40%。征购后的余粮，应绝大部分按劳动工分分给社员，鼓励他们像经营自留地一样，在集体经营的土地上精耕细作、积极施肥。

三、关于供给制问题。现在实行的三七开供给制，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废除这种供给制，只对五保户生活和困难户补助部分实行供给。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解决五保户和困难户的问题，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劳动分值，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四、关于“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问题。凡是几年来年年增产的单位，多是大体上坚持执行“三包一奖”和评工记分制度的，一些实行“死分死记”或“死级活评”的单位，因没有执行按劳分配原则，一般都减了产。

五、关于食堂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像供给制一样一刀两断地下决心，要走群众路线，完全根据群众自愿。今后要办食堂的，一般应把食堂的经济核算同生产队分开，即把生产队的分配和社员的生活消费分开。食堂不要大了，应办小型的或自愿结合的。

六、关于耕畜和农具的所有制问题。普遍主张农具归生产队所有，多数主张牲畜折价归生产队所有。牲畜归生产队所有，可以加强社员对牲畜的爱护。减少死亡。同时繁殖也会较快。

七、关于供销社和手工业、家庭副业问题。对于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必须大力恢复和发展。为此，又必须迅速恢复和健全供销社的工作，供应原料、工具，推销产品，组织生产。

14日，专列抵达天津。

毛泽东就转发张平化关于农村调查的来信作了批示：

此信转发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张平化同志：你的这封信，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

1961年5月14日，于天津。

晚上，毛泽东回到北京。

四十1961年庐山中央工作会议

1961年7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沿京沪线南下视察。

这次随毛泽东出行的有汪东兴、张仙朋。

专列途经天津。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主席汇报。

刘子厚谈到：保定地区唐县一个公社，各生产大队实行粮食“分配大包干”。生产队生产的粮食，除交国家和大队以外，统由生产队支配，按照劳动工分分给社员，鼓励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个公社粮食连年增产，向国家交售的粮食连年增加，牲口、猪羊肥壮，困难时期群众生活安排得比较好，没有发生浮肿病。河北省委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型，准备推广。但在三级干部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赞成，少数同志有怀疑和顾虑。毛泽东认为“分配大包干”是个好办法，指示河北省委继续试行下去。

9日上午9时，专列途经蚌埠，毛泽东在站台上同当地的警卫同志交谈。交谈之中，曾希圣等省委领导赶到蚌埠车站，邀请毛泽东去蚌埠休息。毛泽东表示：“这次不去了”。12时，毛泽东在专列上宴请了当地的警卫服务人员。饭后同他们照了相。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的汇报。曾希圣再一次向毛泽东谈到“责任田”试验的问题，并且希望在全省推广。毛泽东说：“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又说，“如果责任田确有好处，可以多搞一点。”

毛泽东在旅途中给张维写回信。

7月10日，专列途经上海，毛泽东托身边工作人员给张维送信。随信附去三张照片，5000元现款。毛泽东捎话说：这是个人的稿费，希望他用来看病和调养好身体。

11日，专列抵达杭州。毛泽东住汪庄。在杭州，毛泽东停留了一个礼拜。每天关注国内外大事，审阅文件。

13日，毛泽东在杭州就一份关于日本经济政策和国防工业发展问题的内部材料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四同志写信：“此件值得注意，你们谅已看过了。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可否请你们先谈一谈，然后在八月我同你们再谈一谈。”

上午，毛泽东在汪庄会见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内阁首相金日成。下午，在汪庄与周恩来、陈毅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