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说：“你赶紧下去！”这位干警一看司机这么严肃，可能也感觉到旁边坐的这位年轻人是领导，他就赶紧拉开门，下车走了。近平同志后来也没有批评司机，也没有追究这位干警，只是说，有必要跟公安局说一下，要加强对干警的教育，不能搞特权。

我哥和嫂子都是画画的。1980年，我哥在县城画画，在白纸上画山水，我嫂子画花鸟，有时候我也帮他们写个对联，他们拿到集市上去摆地摊出售，卖几张算几张，一天能卖个三块五块钱的，就挺不错了。

近平同志到我哥的画摊上一看，见我哥风餐露宿地卖画，很苦，大冬天那么冷还站在街头上，就很同情。我哥后来办了一个美术学校，招收一些小孩来学画，近平同志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2004年，美术学校成立20周年，近平同志还专门给我哥来了一封贺信，祝愿美术学校越办越好。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一谈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间颁布的“六项规定”。

张银耀“：六项规定”是近平同志当了县委书记以后做的一项重要决定。当时，他清楚地意识到干部作风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问题。有的干部有比较严重的官僚主义，有的缺乏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拍脑袋决策，还有的不深入基层，爱说假话、大话、空话。另外，就是会议多，三挤两占的，落实干工作的时间就没有多少了。

近平同志当了县委书记以后，一方面抓干部作风问题，另一方面就大量地削减文山会海，规定一星期至少两天是“无会议日”。他给四大机关和各个领导写了一封信，提出和推广这个观念。

为解决存在的问题，近平同志和我们工作人员一起，一条一条地研究，并交代我们多琢磨琢磨，然后拿出来再商量。我们根据他的意思反复进行推敲，拿出来以后提交会议讨论。后来常委会定了，就由县委正式颁布出台了“六项规定”。

总的看，“六项规定”要求具体，操作性强，针对当时突出的作风积弊，为领导干部定下了规矩，形成了制度。规定出来之后，近平同志着力抓好落实，正定干部作风有了很大转变。现在很多人说，当年的“六项规定”和现在的“八项规定”如出一辙，这是很有道理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和正定还有哪些接触？您本人还和他见过几次面？留下了什么深刻印象？

张银耀：近平同志离开正定以后到福建工作，包括后来在浙江，正定人只要过去，想见他，他都见。

最典型的一件事，是我们县的一个农村青年，创办了一个电器元件厂，边研究边生产，近平同志视察这家工厂的时候，和他认识了。近平同志调到福州以后，这个青年有一次到福州办事，找到了他的电话，就给他打过去，联系上了，想去看看他。近平同志很痛快地答应了。两个人见了面，叙叙旧，聊得很好。近平同志对群众一贯都是很热情的。

但是我要是直接去找他，做“不速之客”，都是会挨训的。他批评我说：“你也不打电话，也不说一声，就直接跑过来了，不知道我忙啊？”我说：“我给你打电话，你总说这忙那忙，我还能见到你呀？我只能搞突然袭击。”我多次去看望他，前后大约有十几次。到福州去看他有六七次，在浙江也有几次，在上海有过联系，但没见上。我见到他，他都会问正定的情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要我简要说一说。在浙江的时候，他还给省委办公厅的同志介绍我，表扬我说：“你们要向他学习，当了20多年科长，从没给我提过任何要求。”

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后，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第一个变化，就是服装变了。

在正定的时候，近平同志无论春夏秋冬都是以军装为主，我们就算到别的省去考察，他也还是这套穿戴着装。但是到了1984年，他鼓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说：“你们要带头穿西服，以此来带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当时，穿西服还不时兴，西服也很贵，衣服质量也不好。我说：“我还真不习惯穿这西服。”近平同志说：“大家还不懂，你先带头穿起来嘛。”后来，我们办公室资料组的几个年轻人，在他的鼓励下率先穿起了西服，从那以后，机关里面慢慢地也穿西服了。再往后，女同志慢慢也穿花衣服了。

后来社会上流行跳交际舞。近平同志鼓励机关干部下班以后也可以练一练，找老师教一教，大家都可以跳，接受新生事物。

1986年，我和继任的县委书记到厦门去看近平同志。一见到他，嘿！穿一身笔挺的西服，皮鞋也是锃亮，简直和在正定的时候判若两人。我说“：习书记，你在正定的时候，让我们穿西服，你自己穿得土里吧唧的，现在可是大不一样了！”他说“：到哪儿说哪儿吧，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前沿，我要是再穿棉大衣、土布鞋，谁还敢跟我谈项目？”说到这里，大家都开怀大笑起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