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2706期）

采访组：那您当时和习近平同志一定关系很密切了？

李亚平：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可以说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我比他小一岁，有很多共同语言，为他做服务和配合的工作也很好，所以我们的关系也很密切。我们平时聊天最多的，还是工作上的事情。除了工作上的交流，我们还会经常在一起谈谈个人的经历，谈一些国内外大事，有时候也会谈谈读过的书。通过聊天，我了解到习书记书读得特别多，什么都懂，好像是百事通、百科全书、活字典。我们虽然年纪相仿，但他博览群书、知识广博，这实在是我望尘莫及的。

习书记也曾经到我家里做过客。他第一次到我家来，是我们有一次下乡回来，机关食堂也没人了。我就说：“到我们家做饭吃吧！”到了我家，加上我爱人，我们3个人一起包饺子。那时候，我儿子四五岁，就在旁边玩耍。习书记这人待人很亲切，很和善，我儿子很喜欢他，就不住地和他聊天。那个时候，我儿子已经看过了《三国演义》的小人书，他就说：“习伯伯，我考你几个问题。”习书记说：“好啊，你考吧！”他就根据《三国演义》里的情节给习书记提问题，结果连续考了八九个题，习书记全都对答如流。我儿子赞叹说：“呵！习伯伯，你还不简单呢！”

后来，有一次我们在一起聊天，习书记说，他小时候父母亲对他要求非常严格，上小学时就开始要求他读文学名著，像《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等在小学阶段就已经基本上读完了。他到陕北下乡，一开始有好多知青对未来很迷茫，大家也都很颓废。习书记觉得自己也没别的出路，可能要在农村当一辈子农民。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些精神食粮，他就拼命读书。他插队的文安驿公社，附近能找到的书，他全都找来读了。所以，后来他当县委书记，写材料经常引经据典，就是他那个时候打的底，算是“童子功”。

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俩一起吃饭，习书记跟我提起他从军委办公厅来正定的缘由。从梁家河回到北京以后，习书记从陕西穷山沟到了国内顶级学府———清华大学，之后又到国办、军办工作。那时候，他父亲也已经“解放”了，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没有什么令人烦恼的事情了。本来，习书记可以享受这种生活，衣食无忧，工作稳定。但他说自己在这种安逸的生活里，总觉得“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荒谬和残酷虽然已经过去了，却并不遥远，这个国家百废待兴，仍然需要变革，仍然需要有担当的人负起责任来。唯有如此，“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日子才不会重演。所以，习书记就要求下到县里，为基层的老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虽然辛苦，却也心甘情愿。讲到这里，他对我说：“只想着过舒适的生活，是平庸的追求。我是准备入‘苦海’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他所取得的成就绝非偶然：在30多年前，他就已经有了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以身许国”的思想准备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