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县委、县政府还依照“人才九条”精神，积极挖掘本地人才，组织人事部门对全县各界人才进行普查，登记造册，建立“人才账”。不论身份，唯才是举，择其专长，量才使用。同时，通过讲习进修、脱产培训，提升干部素质，展开经联协作。先后与全国32所学校、21家科研单位建立协作关系，引进人才和项目，并以此为突破口，创办了131家乡镇企业，扩大了村民就业，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群众生活水平。

很快，人才效应就反映到县里工作的其他方面。习书记刚来正定的时候去学校调研，他看到透风漏雨的危房教室，趴在土台上写字的孩子，半年多拿不到工资仍坚持教学的老师，心情沉重，非常难过。他多么想给老师、孩子们改善一下教学条件，可是拿不出钱来啊！如今县财政收入增加了，他可以做以前难以办成的事情了。县委决定，教师工资开支列入县财政预算，每月与干部同时发放。县里筹措187万元资金改善办学条件，对1020间教室危房进行维修或拆除新建，给孩子们购置木课桌椅3000余套，16个村新建了教学楼。13个公社建立了文化站，45个村成立了俱乐部。不仅如此，对县城的主要街道重新规划建设，对重点文物古寺楼塔进行修缮保护。建起荣国府，带动旅游发展。同时开展“五讲四美”精神文明建设，改变陋习，治理环境，清洁街道，美化县容，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主持制定的“人才九条”，使正定的人才机制更加开放和包容，大大促进了正定发展。请您谈一谈习近平同志在正定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的具体事例。

李乃毅：我在与习书记接触中感受到，他确实爱才，可以说，他遇才起敬，得才欣喜。“人才九条”出台后，他为了把石家庄市的一位新产品发明人请到正定办厂，晚上亲自到桥东区谈固小区登门拜访。小区楼房很多，不知住在哪个楼，习书记便用双手作喇叭扯起嗓子高喊那个人的名字，边走边喊，终于找到了他的家。当习书记了解到发明人在研制新产品过程中，他的儿子误服试剂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时，立刻答应把技术转让费再提高一些，以便给孩子治病。这位工程师深受感动，很快在新城铺乡办起了日化厂，当年盈利39万元。这对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乡办企业来说，已经是相当可观的数字了。

正定有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叫贾大山，为人正派，性格耿直，说话直来直去。习书记刚到正定工作时不满29岁，贾大山不屑地说：“来了个嘴上没毛的人管我们。”这话传到习书记耳中，他不但没有生气，而且还主动去贾大山家拜访，请教如何才能把正定的事情办好。习书记在与贾大山交往中发现，贾大山这个人德才兼备，坦诚务实，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于是打破非党人士只能担任副职的惯例，把他直接提拔为县文化局局长。贾大山当局长后，各项工作干得很好，受到人们称赞。

这仅是两个事例，像这样的事还有许多。在“人才九条”中，可以处处体现出习书记思人之苦、谅人之难、成人之善、容人之量。像“允许研究项目失败，不追究责任，工资报酬、往返车费照付”“一旦感到自己的技术专长不能有效发挥时，可以申请调到所向往单位，县委、县政府不加阻拦，并给予提供出走方便”等等。我想，正是习书记这种善政为民、厚德待人、求贤若渴、敬士如宾的人格力量，使有志之士心甘情愿会集到正定，凝聚在他的周围，为共同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采访组：您通过采写报道习近平同志制定的“人才九条”，都有哪些比较深的感触？

李乃毅：主要有三条。一是习书记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思想作风。“人才九条”发表后，据我所知，有一些同志对此持有不同看法。既有赞成支持的，也有怀疑反对的。有的说“行不通”，有的说“拿不准”，有的嘲讽“出风头”，还有的叫嚷“瞎胡闹”。一时间在本地、本省引起一场大讨论，甚至波及全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习书记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但他心静如水，坦然面对。因为习书记不拘一格博揽群才的目的是富民强县，他衡量正确与否的标准是看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是不是对人民有利。所以习书记不惧非议，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去做，全面落实各项承诺，用事实证明“人才九条”是正确的，最终赢得了人们的理解、支持、拥护。

二是习书记运用创新思维，革旧除弊，解决发展中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习书记来到正定之后，通过调研深深感到，造成正定“高产穷县”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大、工业弱，产业结构不合理，尤其是企业基础薄弱，没有叫得响的产品，缺少懂市场、会管理、能研发的人才。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将第二产业做大做强，就必须把优秀的管理、科研人才引进来，把好的项目拿过来。习书记紧紧抓住引进人才这个“牛鼻子”，积极面对市场经济要素聚集与原有计划经济政策间的矛盾，主动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大胆冲破旧有体制条条框框的束缚，积极运用务实政策导向，吸引大批人才、项目在正定落地，使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