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微微一笑，“这样也好，《中国青年》上不是正在争论‘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吗？你实事求是地写写我的实践与体会，就算我从基层青年干部的角度发个言吧。”

我又补充说：“我不会去强调你的政绩，也不搞数字罗列、前后对比之类。多讲具体事例，尽可能还原真实。描述一些你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就像与读者交流交流对时代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

他点头认可了。

就这样，我们基本敲定了这个稿子的写法和基调，我便回石家庄开始动笔起草那篇《“而立”之年》了。初稿出来后，我特地去正定让近平同志提修改意见，他让我尽量删掉溢美之词，同时提出，对他们发展正定经济的有关设想方案先不要写。

采访组：稿子发表后，你们在工作上不再有那么多接触了，后来是否还有联系呢？

周伟思：有联系，偶尔还见见面。

有一次，石家庄的一帮湖北老乡，约我周末到正定去玩，因为正定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之称，古迹较多。

我跟他们说：“正定的书记跟我算朋友呢，要不，让他请咱们吃顿饭？”

大家当然想见见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我给习近平打电话说明原委，他说：“行啊，周末我正好在，你们来吧。”

星期日，我们上午游览了隆兴寺等古迹，中午就到县招待所去了。

我们到招待所时，习近平正好也来了。他自掏腰包，用几盘农家土菜招待客人。席间，我给他一一介绍，老乡中有机关干部，有工程师，还有部队的同志。近平热情地和大家聊开了家常，还时不时请教相关专业知识。

后来，我还向他推荐过一些新出版的书籍。有一次，我看到一本叫《夜与昼》的长篇小说，描写了当代中国自上而下发生的巨大变化，内容主要是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涉及范围较广、较深。我就给近平打了电话，建议他抽空看看。他问了主要内容后说：“好，我马上去找。”

不久之后，我见到他。他说：“你知不知道《夜与昼》又出了第二部？”我说：“不知道啊。”他说：“叫《衰与荣》，我已看过了。”

采访组：您记得真清楚啊!

周伟思：是啊。这一晃3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来，对习近平的采访，应该是我新闻工作生涯中，印象很深、收获很大的一次经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后，你们之间还有交往吗？

周伟思：他在调往福建临动身的前一天，特地到石家庄跟朋友们相聚话别，那天大概去了20多人，我也在被邀请之列。

习近平到厦门后给我来过一封短信，告诉我他的电话，说有机会欢迎去厦门见面。

1986年元旦刚过，我去杭州参加一个笔会。我事先给他打电话，说会后顺道去厦门会会他。他说，好呀，欢迎你来。

1月19日，我坐火车到了厦门。那天，我是下午4点左右到的。我一进宾馆房间就跟他联系，他说：“你把房退了吧，马上到我宿舍来，离得很近。”

我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住的小区，是三楼一个不大的单元房，所谓“客厅”只是个过道，里面有两间卧室。

坐下后，他说：“真不巧，我明天有公务要去北京，是明天早上的飞机。你今晚就住我这里，留两天在厦门走走看看吧。”

我说：“厦门我来过的，这次是专门来看你的啊。这样吧，我明早跟你去机场，如能补上机票，正好跟你一起飞北京，再回石家庄就方便了。”

我们俩出去吃了晚饭，边散步边聊天回到他家，到家后又谈了一会儿各自的近况和其他话题。

第二天一早，我俩起来做早餐，他说：“你去烤几片面包，我煮牛奶。”我看了一眼那个烤面包的小铁盒，赶紧说：“不会用这玩意儿啊，我煮牛奶，你烤面包吧。”

就这样，习近平烤了几片面包，让我从冰箱里拿出两个咸鸭蛋———我们在一起又吃了顿土洋结合的早餐。

后来，我们俩几次迁徙，调动工作，联系就渐渐少了。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这些交往，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我们非常感动。请您谈谈对他的总体印象。

周伟思：第一，他有着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始终有自己清晰的奋斗目标。

第二，他意志坚定，而且脚踏实地、低调务实，善于学习，特别沉得住气，看问题不过激、不偏颇，对事物能全方位地理解和把握。

第三，他包容性很强，待人诚恳厚道，能主动吸取各方面的信息和建议，能与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人交朋友。

第四，他非常了解国情，从大队支书到总书记、国家主席中间那么多阶梯，除了乡镇这一级外，其他则一步没少。

从黄土高原到东海之滨，从山村窑洞到繁华都市，他通过亲历或了解，对各个阶层各种环境的理解程度，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

还有一点，就是习近平非常有大局观和创新精神。在不同时期，他始终能洞悉和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

因此，在当代，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位立足本土并具有全球视野的优秀领导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