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就请李遵英帮我联系一下正定方面。

3月中旬，李遵英打电话说：“伟思，已经联系好习近平了。他确实很忙，但还是同意你采访。找个合适的时间我陪你过去。”

3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们俩到了正定县委办公室。两位同志和我聊了一会儿，习近平就过来了，我们握手问好之后，他说：“我正在开会，你先去招待所休息一下，下午两点我过去，咱们再聊。”

下午两点，习近平准时到我房间来，他开门见山地说：“我来正定两年，没做多少事情。你既然来了，咱们还是交流一下。你觉得有意义就继续，如果价值不大，就当聊聊天吧。”

习近平这番话，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人很随和，说话也实在，这样采访起来就比较轻松。

交谈中，我们作为同龄人，很快就找到了许多共同点。

我比习近平大6个月，都刚过而立之年，同一年上的初中，都是“老初一”；都有知青经历；他插队7年，我下乡干农活5年，时间也不短；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梁家河的，我在湖北那个村子，也是知青中最后一个走的。

后来，我们甚至还发现有共同的朋友。

就这样，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许多，自然而然地，我们俩已经不像是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而是像朋友一样在随意漫谈了。

我虽然预先拟了采访提纲，但写什么、怎么写，事先并没有一个明确想法。其实，我首先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这位主动申请从京城下基层的年轻人，跟大家传说中的是一回事吗？

那天下午，我们说起各自插队时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我们下乡分别在北方和南方的农村，虽然地理环境不同，但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理解和感受是基本一致的。

我原来觉得自己的下乡生活够苦的了，没想到他在陕北梁家河的日子比我还要艰苦得多。

采访组：你们聊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有没有谈到他当时为什么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地方来工作？他主动做出这个转变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周伟思：这是我问习近平的第一个问题。我说，你从清华毕业，穿上军装，到军委办公厅工作，一下就站到了很高的起点上，应该说前途无量，这些简直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可你为什么放弃这么好的条件，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呢？你的初衷是什么？

按照那个时代的语言特点，人们可能会回答“为了深入基层锻炼”“更直接地为人民服务”等等。但他并没有说那些绝对正确、随口就来的套话。

习近平对我说，他回到北京后，在清华上学期间也好，到军委办公厅工作后也好，节假日偶尔会参加一些同学、朋友的聚会。这些聚会，也多是知青“插友”的重逢，当年大家是一起下去的。他那些发小和同学基本都是高干子弟。“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些人的父母平反或升迁后，他们也陆续从各地回到北京，生活条件一下跃升回来。这样，许多人对自己在运动中、在插队时所遭受的“苦难”，或多或少都产生了一种“补偿心理”。不少人这样想：我本不该受那么多罪，现在好不容易有了弥补的机会，应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就会有意无意地注重物质享受，安于现状。

对于这类现象，习近平开始倒没觉得什么，也还能理解这样的心理变化。但时间稍长，这种氛围让他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他开始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这代人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补回失去的青春吗？

7年的插队生活，使他忘不了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即使他回到北京，从此生活优越，工作稳定，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远方贫困的沟壑与山岭。

习近平觉得，如果我们一直在北京生活，没有多年的农村生活，每天心安理得、按部就班还算说得过去。既然亲身经历让我们深知老百姓有多苦，国家还那么贫困，我们如果还这样麻木不仁，那就实在说不过去了。

此外，他还讲了一个内心深层的动因，就是基于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再反思。

他想，“文化大革命”中，在那种人与人轮番争斗，忽视生产、经济停滞的混乱时期，我们目睹了残酷的“路线斗争”“阶级斗争”，深切感受了这场浩劫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灾难。我们要尽力避免这样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怎么才能避免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