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我受温县和武陟县委派，带领2000多民工和民兵，随陈谢兵团九纵队过黄河支前。也正是这次支前活动把我和临汝人民连在了一起。从此，我在临汝度过了4年多终生难忘的战斗生活。这是一个社会变革的重要时期，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对临汝县及其人民的感情也特别深。

我们是8月24日从河南济源一个名叫王屋的渡口过黄河的。主力部队在前两天已经过了河。当时，我们没有大船，只有能坐10多人的小船。白天，敌机空袭频繁，只能在晚上渡河。夜间，敌人又经常打照明弹。为此，大家风趣地说：“感谢老蒋给我们照天灯。”过了黄河以后，我们随着26旅打下了陕县、新安、宜阳、嵩县、鲁山、伊川等地。就在我们到伊川县时，刘梅副专员通知我到临汝县和尚庙村接受新的任务。

我到临汝时，大部队已经去了南召。见到刘梅同志后他说：“前委秦基伟司令员已决定，把你留下来担任临汝县县长。”我当时表示，组织上的决定我无条件服从，但有两个问题不好办。一是我是由温县派出来支前的，把我留下来不回去，不好向温县交代；二是由我带来的民工和民兵如何安排？刘梅同志说：“这个事由秦司令员给温县说，你就不用管了。民工交给民运科，民兵连先由你带领开展工作”。他还说：“我也不回豫北了，留下来任五专署专员。”我当时提出要求给些干部和部队。刘说：“我也和秦司令员提出过，但他说现在战斗任务重，不能给我们留人了，只能靠我们自己闯了。”于是我就带着七八十名从温县来的武装民兵，开始了我在临汝的工作。后来有人说，我是单枪匹马来临汝的，这就有些夸大了。当然，当时实际上只有我一个领导干部，其余都是临时来支前的民兵。

一、临汝县人民政府的成立和剿匪斗争

1947年11月24日，我们正式在临汝县展开了工作。我和刘梅专员决定在和尚庙村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临汝县人民政府成立。在那天的大会上，我首先请刘专员讲话。他在讲话中，先宣布了临汝县人民政府的成立，并宣布由我担任临汝县县长。接着，他又讲了共产党就是要为人民当家作主，要领导人民打倒土豪劣绅，打倒恶霸，消灭土匪。最后他还给群众讲了当时全国的形势，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念。随后我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我说，我们这次不会再走了，要和全县人民同甘共苦，要为人民当家作主。要为人民服务，要领导人民消灭保甲制度，建立人民政权，要让人民彻底翻身得解放。大会结束后，我们印发了布告，在全县各地广泛张贴，临汝县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很快在全县人民中传开了。

我们当时为什么选择和尚庙村作为县政府的临时驻地呢？因为这个村子小，我们人不多，便于警卫。那时的环境还很复杂。我们白天在村子里开会，晚上就转移到别的村子睡觉，每天都要换个地方，不让敌人发觉。我们在和尚庙活动了10多天，召开了保甲长等人的会议。所有能通知到的地方，都请他们来。先向他们宣讲党的方针政策，然后给他们布置任务。根据村子的大小，分配参军名额，而且要求他们自带枪支，3天之内连人带枪来和尚庙报到。因为当时解放大军在临汝、郏县、宝丰一带，消灭了敌人15师，活捉了师长武庭麟。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我们很快就扩大了队伍，参军的人多数是自愿的，因为穷人没饭吃，愿意跟共产党闹革命。当然，也有的村子来的是买来的兵痞。经过我们审查，不合格的就让他们回去了。经过10多天的工作，我们扩军100多人，加上原有的人，总共有200多人，初步形成了临汝县的革命武装力量。

我来临汝的第二天，朱洪文同志就来参加了工作。他是原来的地下党员，是位中学教师。他来后，担任县政府秘书。我们到观上村，温士俊也参加了工作，让他学刻字，这才形成了县政府初步的文书班子。

我们初期在发动群众时，执行了一套“左”的“走马点火”政策，即对恶霸地主实行抄家点火分浮财的办法。这种做法实行不到一个月就被纠正了。这期间，我们还闹了一个笑话。有一次在赵沟村发动群众分恶霸地主的浮财时，群众发现了一枚县政府的大印。这个大印不是临汝的，而是临颍的。当时临汝县的大印是刘梅专员让我们用萝卜刻的一个临时印章。刘梅专员说，用萝卜改刻一字先用着。我就叫崔明新找人先用萝卜刻了一个县政府大印。临汝县发的第一个布告，盖的就是这个萝卜刻的大印。而临颍改刻的那个大印，只是做样子装门面，对外说是临汝县的大印。虽然这个大印不是临汝县的，但它毕竟是个县府大印，而且对外都知道有这个“临汝”大印，却给弄丢了。丢了大印是一个大事，急得管理印玺的同志哭了起来。我说，不要急，一定要保密。发动所有的干部、战士去找，中午大家也顾不上吃饭，一直找到下午。这时有几个战士发现一群小孩在玩一个铁盒子，像是大印盒，赶快要过来一看果然是，大印也还安然在里边，大家这才乐开了，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后来，我派人到城里正式刻了一个大印。使用萝卜大印和“代用品”才得以改变。

我们在和尚庙大约住了10多天，汝河北的敌人开始对我们有了觉察。当时，解放军大部队已经走远了，只有我们地方武装二三百人。我和刘专员研究，决定转移到观上。观上村一方面靠山，便于打游击；另一方面靠煤矿，有财政收入。到了观上，也主要是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也执行了“抄家点火”的错误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掌握了情况，群众也开始向我们靠拢。正当我们组织了农会，准备向地主展开斗争时，敌人在汝河北集中了大批土匪，开始向汝河南地区进攻。这时，刘梅专员由于专区工作需要，回鲁山（五分区）去了。临走时，我们分析了情况，统一了认识：第一，我们还应该在汝河南坚持下去；第二，如果坚持有困难，也不硬拼，可以向宝丰、鲁山方向靠近，和五分区联系。

敌人首先向汝河北的官庄进攻。官庄是汝河北的一个大村。当时驻守官庄的是九纵26旅收编来的一支土匪部队。土匪头子孙凹斗当时还被任命为剿匪副司令。这股土匪之所以暂时与我们合作，主要是由于土匪内部的矛盾和慑于我军力量的强大。敌人攻打官庄，主要就是和解放军收编的孙凹斗这些人交战，当时县政府也派部队去支援官庄的战斗。打了三、四天，我看不能再硬拼，就决定叫他们撤下来到蟒川集中。对这部分土匪武装，我们不大了解，只是听说这股土匪很坏。当他们和我们住在一个村子时，发现他们有不少人抽大烟，有的土匪还抢农民的东西，强奸妇女。因为当时他们的力量比我们强，有两挺机枪，而且土匪的战斗力也很强，我决定先稳住他们，等待机会再说。掌握了这些情况后，我心中就非常警觉。当时我们夜间行军由蟒川转移到半扎，我便叫孙凹斗部队走在前边，我们的部队在后边，并暗中嘱咐我们的人，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到了半扎，我派人去宝丰、鲁山一带和五分区联系。这时五分区也派了一个排，由一个科长带着来找我们。我们会合后，这个科长向我讲了当时发生的“灵宝事件”———由于土匪武装反戈，我们的地方干部惨遭杀害，损失很大，这是一个血的教训。我也向他们介绍了孙凹斗的情况，他事先也知道这股土匪武装的事。我说：“我真是提心吊胆，内部不纯，如果不及时解决，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第二个灵宝事件。”我们统一了看法后，当天就研究了解决这股土匪武装的办法。我们分析，他们不会发现我们这么快就要消灭他们，要继续稳住他们。我和分区来的人商量，一定要保密，除了我们两人以外，只有朱洪文、崔明新和军区来的班排长知道。第二天一早，我们通知召开班排长会议，名义是传达分区的指示，所有的班排长必须到会。就在这个会上，我们把孙凹斗、王祥等主要土匪骨干抓了起来。同时宣布让他们的部队交出武装，很快就解除了这股土匪武装。对一般人员，我们讲明党的政策，愿留下的可以继续留下来，不愿留下的可以发路费让他回家。经过清理、教育工作后，大部分愿留下来参加我们的部队。有20多人是（其中包括一些小头目）经过教育放他们回家，责令他们不得继续作恶。在清查中我们发现，孙凹斗是明里归顺解放军，暗地里却和国民党勾结。打着人民解放军的旗号残害人民，实属罪大恶极。我在大会上宣布了他们的罪行。把土匪头子孙凹斗、王祥等六、七人执行枪决。经过这次整顿，消除了隐患，纯洁了队伍。我们正式组成了两个连队，共有300多人，还有了两挺机枪，大大提高了自身的战斗力。

大约是12月底，天气已经冷了，九纵二十六旅黄副旅长带一个营到黄河北去领棉衣，途经临汝。我们了解了他们的任务后，觉得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和黄副旅长商量，请求部队在临汝住几天，帮助去北山剿一次土匪。不然，工作很难开展，群众难以发动。我还和黄副旅长开玩笑说，你不同意我这个请求，我这个县长也不当了，就和你们一起走了算了。经过协商，黄副旅长同意多住3天，答应去北山剿一次土匪。不过，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他们对地方情况不了解，要我们配合战斗、当向导；第二，战俘要交给他们补充队伍，如果要枪决土匪头子，交由他们处理；第三，任务完成后要给部队改善一次生活（即慰劳部队），因为当时部队生活很艰苦。我当即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

随后，我们派人侦察敌情，确定这次攻打的主要对象是夏店和尚庄的黄庄。这次战斗非常重要，也非常顺利。消灭了敌人的主要力量，总共俘获了三四百敌人。经过当地群众审查，我们在观上召开了公审大会，把主要匪首和罪大恶极分子就地枪决，为我们离开观上时被敌人残害的解放军伤员和群众报了仇。大会后，我们为参战的干部战士改善了一次生活，也是庆祝这次战斗的胜利，干部和战士非常高兴。之后，黄副旅长就带着部队到黄河北执行他们领棉衣的任务去了。这次借助主力部队在汝河北的剿匪战果，对汝河南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此后我们在临汝建立了3个民主区政府。临汝的工作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局面。

该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