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伊阳（今汝阳县）上店镇人，1920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旧知识分子家庭。叔祖是清末的举人，祖父是秀才，当年是小康之家，到了父辈一代，家境破落。我父亲兄弟三人。分家后，我家只分得一亩二分地，父亲、母亲和我三口人守着这仅有的一亩多土地过活。因为老一辈都是读书人，在我幼年时期也曾先读过私塾，后来读了小学。1933年高小毕业后，家庭的经济力量不能支持我继续求学，一个年仅13岁的孩子，就开始承担起我家的一部分农业劳动。我从念高小的时候起，就大量阅读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尤其爱读鲁迅的著作。失学之后，在劳动之余，我仍然从母校或同学那里借来书籍杂志，狼吞虎咽地阅读。这些进步书刊尽管给了我许多思想营养，但当时毕竟年纪小，再加并未直接得到革命理论的哺育。因此，每当想到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我只能感到茫然。当然，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就是竭力争取离开家乡，摆脱这个可诅咒的黑暗世界，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闯荡。而脱离家乡的唯一办法，就是到外地去求学。

到了1935年，我15岁的时候，伊阳开办了简易师范学校，上这个学校不必花多少钱，只要做一身粗布制服，每月背30来斤粮食送给学校厨房，就可以就读了。在我的外婆（小土地出租者）的经济援助下，我的父亲同意我上县师读书。进入县师后，我认识了语文兼美术、音乐教师芦砥若。他刚毕业于开封东岳艺术师范学校，多才多艺，很受我的崇敬。芦老师看到我的学习成绩好，上进心强，对我很器重，两人之间建立了很亲密的师生关系。我常常从他那里借阅新文艺书籍，并且通过交谈，接受他的进步影响。在我追求光明、探索真理的人生道路上，芦砥若老师是一个给了我很大帮助的人。

1936年暑假，我去投考设立在临汝县（今汝州市）的河南省立第十中学，考得了成绩第一名，取得了助学金和甲等奖学金的待遇，从此就转到省立十中（临汝）读书。

当时，正当抗日战争前夕，全国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剧烈动荡。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政治觉悟的逐步提高，越来越不安心于埋头读书。我进入省立十中不久，十中来了个训育主任叫徐逸民，此人生活作风朴素，异常严肃，不苟言笑，但我逐渐发现他的思想很激进。他可能也看到我是一个进步青年，便逐步接近我，找我谈话，介绍进步书刊让我阅读。有一天，我在他住房的抽屉里发现一大打《向导》杂志。当时，我已经知道这是共产党的地下刊物。但徐逸民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我至今仍然不明白。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形成。同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逼进，抗日浪潮在全国兴起。我们十中的30多名学生，在徐逸民的倡导和帮助下，成立了一个时事研究会。我参加该会的组织工作，后来又被大伙推选为会长。我们凑钱订购大量革命和进步书刊。当时，共产党在重庆和延安出版的新书、新刊物，我们都可以购到，其中，如《新华日报》、《解放》杂志、《群众》杂志以及《统一战线教程》《大众哲学》等，都是我们的重点读物。我们抓紧课余时间阅读这些书报，经常举办学习讨论会，联系当前时局，谈感想、谈认识，学习革命道理，坚定抗日的决心和信心。我从这时起，才开始直接接受马列主义理论，才开始对共产党有了认识。时事研究会的成员们热情都很高，除了组织学习，我们经常利用节假日，组织宣传小分队，到城关镇市上和城郊农村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1936年寒假，大家都不回家，留在学校继续组织学习讨论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起初，迫于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省立十中当局，对于时事研究会的活动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随着政治形势的复杂演变，学校当局好像清醒过来，便对我们的活动进行压制。当时，省立十中有位东北籍的教师，名叫刘去仇，抗日意识强烈，为人耿直，时常在课堂上停止讲课，慷慨激昂地向学生讲抗日义勇军的故事，宣传抗日。他深受同学们的爱戴，学校当局却要解雇他。在他离校赴洛阳的那天清晨，时事研究会的骨干们，把大部分同学动员到学校操场上，要整队为刘老师送行，以表示对校方的抗议。学生队伍走到学校大门口，发现校门已经上锁。我和时事研究会的骨干拣来石头砸锁，迫使学校当局派校役把校门打开，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实现了为刘老师送行的计划。事后，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向我提出了警告。不久，在我的学习成绩单上，我的品行由甲等降为丙等，发给我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也被大大削减。徐逸民据说是校长的好友，他虽然一直没有离开省立十中，但从此就不再公开支持时事研究会的活动了。

到1937年暑假，我感到十中难以待下去。得到一个家庭富裕的同学的资助，我去省城开封，考进了东岳艺术师范学校。可是，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最终无法维持，我在暑假过后不久，从东岳艺师又回到省立临汝十中学习。这时，“七七”事变已经发生，全国处于抗战热潮中，而时事研究会的活动却很难开展起来。在个人生活上，我仅仅得到最低等的助学金和奖学金。有的老师同情我，从石印社拿来讲义稿让我抄写，用毛笔工工整整写一页，只挣得二、三分钱。我写了一些文章和诗寄给外地的报刊发表，得到的稿费也微不足道，因为交不起伙食费，我不能在学校的食堂搭伙，只能零零星星从街头的饮食摊上买东西吃。有一天，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三四个铜板，在一天之内只买了一个馒头和一碗绿豆丸子汤充饥。我本来早已向往延安，现在政治环境这么恶劣，生活又如此困难，我向往延安更加心切，一时却找不到去延安的办法。

1938年暑假，我回到老家伊阳，参加“伊阳县抗敌工作团”，在共产党员刘振东的领导下，开展抗敌救亡活动。到暑假快要结束时，我投奔延安的想法更加急切。恰在这时，我听说刘振东因事要去西安。于是，我通过芦砥若老师向刘振东提出，希望他把我带到八路军办事处，介绍我去延安抗大学习。不久，芦砥若老师转告我说，刘振东答应我去西安。芦砥若老师还按照刘振东的嘱咐，以伊阳县“抗敌工作团”的名义，为我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一封介绍信，盖上了工作团的图章，交给了我。8月中旬的一天，我跟随刘振东离开伊阳，途经洛阳到达西安，住在金城旅馆。第二天，刘振东拿着伊阳“抗敌工作团”的介绍信，去找八路军办事处。我想，很可能刘振东事先已把我向八路军作过介绍。因此，办事处同志对我很热情。经过谈话，立即答应我的请求，分配我去抗大六大队去学习。谈妥之后，根据办事处同志约定的日子，我便告别刘振东，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盯梢，去到八路军办事处，同其他十来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一起，换上八路军军装，被两名带枪的八路军战士护送着，步行六七天，到了抗大六大队。不久，我在抗大入了党。1938年底，我在抗大毕业，满怀希望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组织上却决定我留校工作。1939年初，组织上根据我的愿望，介绍我去鲁艺学习。从此，我便作为党的一名文艺战士，献出了将近一生的岁月。

作者简介：葛洛，男，汉族，现代著名作家。1920年生于汝阳县上店村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1936年考入省立十中（临汝中学），开始接受马列主义。1938年，投奔解放区，入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抗大毕业后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开始了文艺创作生涯。1947年任中原野战军随军记者，1948年在二野政治部任《人民战士报》编辑。1953年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诗刊》副主编。1979年以来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常务书记，《小说选刊》主编等职务。

该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李翔宇根据葛洛撰写的《伊阳地下党送我赴延安》一文改编而成，题目是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