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1984年1月召开的正定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各位同志都应当有敢于创新、开拓前进的劲头，以虎虎生气在思想、作风等方面给群众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还提出注意正确处理六个方面的关系，就是：当前和长远的关系，优势和劣势的关系，积极性和科学性的关系，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的关系，内涵与外延的关系，生产与服务的关系。

1982年到1984年，正定的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农民的人均收入由148元增长到400多元，也翻了一番多。在他的努力下，正定由一个“高产穷县”发展成了全面发展的先进县。

经过3年多努力，在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的时候，正定县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大幅提高，贫困问题相对得到解决，全县有了一股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干部群众都觉得有奔头、有信心、有希望。

采访组：您很关注青年干部的锻炼、成长，曾多次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汇报干部工作情况和工作建议，其中也曾提到过习近平同志，请您回顾一下这些信的内容。

何载：去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书《我的八十年：难忘岁月》，收入了我给中央领导同志写的一些信。今天我稍微展开讲一下。

1982年12月28日，我给胡耀邦同志写的那封信，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中央为干部‘四化’特别是‘知识化’采取了重大措施，已为广大干部称道，但直接提拔仍只能限于极少数，只有中央领导同志直接干预才有可能。”

我给胡耀邦同志举了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我举的就是习近平同志。我写道，他“今年春天被派到河北省正定县当县委副书记。经过半年多工作，由于能吃苦耐劳，深入群众，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不但获得干部和群众的赞扬，组织部门还准备考察其表现，适时给予再提拔”。

“他们半年以前还在机关默默无闻，刚下去时又有争议，但仅仅多半年，引起了强烈反响，特别是一些曾对知识分子有偏见或有不满的同志迅即改变了看法，认为是‘好苗子’‘信得过’‘放得下心了’。”

“据调查，全国1700万干部，有大学程度的284万，约占16.7%，其中以上海、天津比例最大，分别为27%、25%，新疆、云南最少(均为10%)。如果能抽2%的人下去，有56800人，将是一支强大的后备力量。”“我们要较快度过青黄不接的局面，不但需要长远规划，也需要这种‘投资’和‘基本建设’。”

两天以后，胡耀邦同志就批示了这封信，并抄送几位领导同志：“大专院校刚刚毕业的学生使用、锻炼问题和提拔知识分子的问题，具体怎么样配备，怎么样提拔，应该系统地研究一下。”“请你们研究清楚以后，提出一个大致可行的政策，不要把事情设计得太繁琐、太死，而要提出一个正确的方向。”

由此可见胡耀邦同志对此事的重视。我没有想到，我写给胡耀邦同志的这封信，经过他批示，就形成了中央的一个文件。

1983年2月5日，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一些工作。“春节期间，我到河北省邢台和石家庄住了几天，接触了一些群众和干部，亲身感受到党的政策所发挥的巨大威力。大家说‘翻身多亏毛主席，致富要靠邓小平’，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干部问题，要向你反映。”

我向胡耀邦同志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三个是这样的：我们党在培养使用年轻干部问题上采取的“‘扶上马，走一程’的做法，开头很好，但时间不宜太长，应以班子基本就绪为限。”“例如正定县县委书记习近平等年轻干部都是省、市、区认定的‘好苗子’‘信得过的优秀干部’。一些同志建议，对他们应放手使用。他们虽是大学生出身，但都各在基层摔打了七八年，夯实了群众工作的基本功，都能埋头苦干，忠党爱国，勤于学习，善于团结干部。有些同志反映，他们虽被扶上了马，但缰绳还没给他们。”

第二天，胡耀邦同志就对这封信作出了批示并抄送几位老同志，认为“建议很有见地，请考虑如何成为全党的观念”。这个评价很高了。

后来，我又给胡耀邦同志写了第三封信，这是一次汇报会的简报，而这个汇报会则源于胡耀邦同志对中组部的一个指示：“你们这些人没工夫下去，可以请一些县委书记来组织部汇报，打通上下级的联系。”

1984年9月22日，中组部根据胡耀邦同志指示召开了一个汇报会。我是中组部秘书长，汇报会的具体工作由我来做。我找了十多个县委书记到中组部来汇报，河北一次就来了四个。（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