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那个大沙窝，你自行车可不好走。”

他说：“那一段路，我是扛着自行车过来的。”

我说：“习书记你辛苦了。走吧，咱上公社里头去。”

进了公社，我跟习书记谈工作，汇报生产情况。聊着聊着，一上午时间就过去了。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领着他到公社门口一个小饭店去吃饭。这个小饭店，是我们公社唯一的一个饭店，是供销社办的，卖一些馒头、炒饼、烧饼，还有简单的小菜，没有肉。说是饭店，其实就是个小吃部。

我领习书记往小饭店走的时候，他问我：“咱们上哪儿去？”

我说：“吃饭去。”

他说：“你们食堂在哪儿？”

我说：“在后边。”

他说：“出去吃饭，我可不去。”

我说：“咱们这食堂，条件不行，你来了，我们一点儿准备也没有。咱们就到门口小饭店去吃，也很简单。”

习书记说：“不行，不行，不行，我到你们食堂吃，咱们一边吃一边说话。”

我当时就有点儿着急了，因为我们公社的食堂特别简陋，伙食做得也不好。我们食堂有个炊事员，就是我们从农村找的一个农民，人干净利索，老实可靠，会做个家常饭菜，但手艺不行，蒸馒头要看运气，有时候硬得跟砖头一样。习书记既然这么坚持要到食堂吃，我没办法，就硬着头皮领着他到了公社食堂。不过，那天也算凑巧，蒸的馒头还可以，不是太硬。炊事员用棉花籽油炒了个白菜，午饭总共就吃了这些东西。

我们吃饭的“桌子”，是公社院里的一块水泥瓦，下面支着几块砖头。没有椅子，我们就蹲在那儿吃，一边吃一边喝白开水。

我很不好意思，对他说：“习书记，你是从首都北京来的，我这么招待你，太不像话了。”

习书记说：“这挺好啊！还能吃到新鲜的白菜，我在陕北的时候，想吃口酸菜都很难呢！”

吃完饭，习书记说：“我把饭钱交了。”

我说：“习书记，这小事你就别管了。不占公家便宜，记我账上。”

习书记说：“这可不行，饭钱得交。”

馒头是4分钱一个，两个馒头是8分钱，炒白菜是1毛钱，一共l毛8分钱。习书记如数交了饭钱。

吃完午饭，我们就下到村里去调研。我俩骑自行车到了田边，当时的小麦长得还不到一尺高。社员们正在整地，准备播种棉花。

习书记看了看麦苗，说：“长得不错。”他又抓起一把土，说：“这个土真好，是典型的‘壤土地’。”

在植物学里，壤土地就是那种一半沙、一半黏，既透气、不板结，又不是太松散的土壤。我一看，习书记确实有农村工作经验，对土壤和农作物都很熟悉。

习书记对我说：“你们这个好地，夏季的生产一定要搞好。土质这么好，主要应该种粮食和棉花。争取创高产，绝对不能放松。”

我说：“你提得很好，我们一定认真落实。现在是一年种两茬粮食，上茬种小麦，六月收获，下茬种玉米，八月十五左右收获。棉花是一茬，在谷雨前后种，八月份收获。收完了棉花，又开始种冬小麦，头年种上，在地里过冬，第二年春天再长出来。”

习书记又问我：“河滩地你们现在利用得怎么样？”

我说：“现在河滩地主要是种瓜、种菜，种点儿花生、豆类、黄黏米之类的小杂粮，但产量比较低，河滩地种这些东西总是长不好，所以老百姓不太重视。”

习书记说：“还是要进一步重视，可别拿这不当回事儿。”

我说：“对于河滩地，有的老百姓还真有这个想法，用我们正定话来说，就是‘腊月三十拾个跑儿———有它也过年，没它也过年’。意思就是不缺这一口，有和没有都无所谓。”

习书记说：“可别这样。只要科学种植，请科研人员来指导，河滩地也能充分利用好。”

接下来，习书记还调研了我们社办企业的情况。我们公社有一家修配厂，小到修配农具，大到维修拖拉机，都可以搞，但经济效益一直不好。这个厂子的技术含量也不高，空气锤的气压经常维持不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个修配厂有时候也为外边代加工一些东西，但有一搭没一搭的，也不怎么拿这当回事，思想意识还没有转过来。

针对这种情况，习书记对我说：“办乡镇企业，你们应该提高技术含量。你们离市区很近，可以到石家庄请技术人员过来指导，帮助你们提高技术。”

习书记把田间地头和企业都看了一遍，又回到公社听我汇报。我谈到以后整体的工作思路，说：“以后，我们要‘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十几名公社干部，下到各个村里面，每个村一两名干部。这些干部下去后‘一把抓’，生产、计划生育什么事情都要管。公社每个星期开会，大家碰碰头。回来以后再分家，各自按照分管的工作，再向县里汇报。”（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