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9年2月初，由豫西区党委书记刘子久同志和我谈话后，调任中共临汝地委书记兼中共临汝县委书记的。当时豫西区党委交给我三个任务：一是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二是广泛发动群众；三是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本打通平汉路，后来占领了襄阳、樊城，一直到南阳。根据我们的情报，日本准备打通并占领南阳到洛阳这条公路，保住平汉路，而临汝恰恰正在中间，而且这个地方靠近豫西，很利于开展游击战争。但临汝这个地方当时还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因此，豫西区党委决定，派我去临汝建立临汝地委（包括：临汝、伊阳、鲁山、郏县、宝丰、嵩县六个县），我任地委书记，贺崇升任副书记，王象乾、彦云为委员。

我去临汝时的公开身份是洛阳《行都日报》记者，当时，组织上给我们介绍了杜善行、李岱（李海澄）、杜继甫几个党员的情况。我到临汝后住在杜善行家，杜善行利用单线关系发展了王朝栋、李广兴、于书策，他们没有建立正式的组织。后来经过研究建立了中共临汝县委，我兼任县委书记，王朝栋任组织部长，李岱任宣传部长，杜善行任统战部长，杜继甫任县委委员。当时，杜继甫是庙下小学的教导主任，王朝栋是半扎小学教师，大部分同志都在小学里工作。

临汝地委建立时第一次会议在杜善行家召开。会上，我传达了区党委的决定及任务，并研究了贯彻意见。

根据当时形势，我们通过编写小报、广播、墙报，号召群众不做亡国奴，愿意抗战的都团结起来，准备和敌人坚持长期斗争，尤其是庙下、焦村搞得最为活跃，他们写标语、办墙报、组织歌咏队、剧团、宣传队，通过各种方式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加强了人民的团结。

统战工作方面，当时庙下搞得还可以，庙下区长叫王绍武，跟张永汉（庙下小学的校长）的关系不错，所以宣传队一直活动到临汝镇。另外，杜善行也加强了对教育界的工作。

在发展党的组织方面，我们注重在动员宣传过程中，发现并培养一些积极分子，当时的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对农民也搞了一些活动，如庙下、焦村办了农民夜校、识字班。县城里何彦云和其他同志还办了妇女识字班、儿童识字班。利用这些活动，讲共产党的政策，宣传抗战，宣传内容主要是报纸和杂志，宣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在党员培养对象确定发展的时候，先进行个别谈话，了解他的思想状况及对党组织的认识，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在公开的掩护之下，让其个人写出申请，经党组织研究批准。

关于党的发展方面。1939年那一年发展的较多，主要是在上半年，如焦村、庙下、半扎，那时候还是比较放手的，发展以后，建立了几个支部，我记得城里有临汝中学、汝阳中学、棉校，农村有焦村、庙下、半扎、纸坊，共七个支部。下半年发展的少些，对象主要是教员、学生，农民不多。对党组织的巩固，我们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那是1939年的麦假，在杜善行家的楼上，时间大约五至六天，训练班的学习内容，是我和贺崇升分别讲了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参加党员七至八人，有杜善行、王朝栋、李岱、彦云、李广兴、鲁山的刘仁明、郏县的余宗源、伊阳的张有奇。竹沟那一次党员学习时间不长，学习对象主要是地、县两级干部，临汝参加的有王朝栋、李岱、何彦云。

贺崇升是1939年4月来临汝的，任临汝地委副书记，当时面上的工作主要是我和贺崇升跑的。何彦云也是1939年4月份来临汝的，任临汝地委妇女委员，也是豫西区党委领导下的妇女委员，她在竹沟党校学习时因患病，就没有再回临汝工作。王象乾是1939年5月初来的，任临汝地委武装委员，他原是鲁山的县委书记，负责临汝、郏县、鲁山这一片。除此之外，区党委还派往郏县一个工委书记叫王伟。王正飞、李书田从延安回来后被区党委派往临汝焦村，准备在焦村开辟游击战争。

关于武装问题。当时建立过武装小组，地点在焦村，王正飞他们可能都参加了，杨福堂是国民党团管区的少校参谋，是王象乾个人介绍发展的，保持个别关系。杨福堂的弟弟杨才是临汝县自卫团的一个中队长，经过我们的统战工作以后，如果形势恶化，他能拿出一百多条枪，这人当时年仅23岁。

1939年8月下旬，形势发生了变化，豫西区党委民运部长吴祖贻来临汝检查工作，当时他谈到日本不一定要占领这一条公路，第二点形势的变化是日本诱降，国民党准备反共。因此，区党委决定采取精干的隐蔽政策，要求党员都应该有职业，在社会上便于活动和隐蔽，经组织允许，党员也可以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另外，还要求根据形势在党内进行保密和气节教育，强调工作不要光轰轰烈烈，更着重实际一点、扎实一点，还要继续宣传抗战。吴祖贻还找杨福堂谈了话，并到焦村检查了武装工作。

暑假后的第二个学期我就搬到庙下去了，在学校里以教员的名义开展工作。开学之前，县委召开了会议，吴祖贻讲了话，研究了贯彻意见，认为上半年是发展阶段，下半年是隐蔽巩固阶段。

1939年11月竹沟惨案发生，当时省委机关在竹沟，刘子久由竹沟回洛阳途径临汝，给我们谈了竹沟事变情况，并指出这是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开始，要求我们敌占区党的组织要转入地下，能隐蔽的就隐蔽，不能隐蔽的就调走。那时候，豫西的同志大部分都上豫南去了。竹沟事变以后，王象乾先调走，贺崇升是11月下旬走的，我是1940年1月份调走的，接替我的是王子平（也叫王舟平），他的爱人叫赵惠贞，地点在杨楼小学，他夫妇一起去的，我将各县的情况都向他作了介绍，当时跟我一起走的有李岱、庙下的李中立、郏县的张魁五。

（口述：张德群 整理供稿：汝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李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