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

21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改完毕，作为第三稿，共十章，首次定型为60条。

22日，陈伯达给毛泽东报送了一份关于农村分配问题的调查材料。

其中说到：一、河北省霸县堂二里一位贫农说，“别看现在出勤的不少，但不出活”。“主要因为不按劳分配，干活没有劲。”另一个贫农小组的代表说：“按劳分配就是好，多劳可以多得，社员干活就出力了。实行按劳分配，也不能叫困难户过不去，大伙也要帮助他们，劳力多的也不会干活不积极。因为那种帮助是明的帮助，他们要领这份情，供给制是暗的帮助，好像是该着替他们干的。”二、广东省高鹤县环城公社云益大队党支部书记说，实行供给、工资三七开和工分带粮以后，只要在派工等方面对人口多劳力少的各户加以照顾，他们也不会超支。有一位贫农代表说：“实行三七开，不光劳力多的拥护，就是我这劳力少的也拥护。因为不实行三七开，工分不值钱，劳力多的就不好好生产。生产搞不好，供给部分再大也得不到什么东西。”另一位贫农说：“口粮按人发，有些社员就不出工，实行了工分带粮，出勤的立即增多了。”高鹤县委的干部说：“我们做过调查，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要求供给与工资三七开，并实行工分带粮。”

毛泽东在这份文件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这是一个全国性问题，必须迅速解决。”

当天，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同时，党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给全党的信》。

23日，毛泽东对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的指示信作了一些修改。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这一天是广州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毛泽东把田家英请到主席台上，坐在他的旁边，田家英一面读，毛泽东一面解释。信稿不过800字，而毛泽东的解释记录却有上万字。毛泽东坦诚地说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毛泽东对过去几年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他说：“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因为我是主席。我的责任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到现在才提倡调查工作呀？为什么不早提倡呢？而且我自己也没有下去，搞一个公社、一个工厂的调查。为补过起见，我现在来提倡一下。”毛泽东说，“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他还说，听李雪峰同志讲，河北省原有152个县，现在并为63个县，没有一个县委书记做过典型调查。这种现象很值得注意。正像鲁迅说创造社的人有一股“创造气”一样，我们共产党人这几年有一股“共产气”。“共产气”要放在心上，不要挂在脸上，尤其不能天天挂着。勤于调查研究就是很好的“共产气”。

毛泽东对邓子恢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提出起草条例的做法予以表扬。毛泽东说，邓子恢同志去年到山西、石家庄、苏南做了一次调查，做得很好。他的观点很正确。这几年农村工作的错误，没有他的份。他的很多意见是正确的。他同我谈过，我介绍他去跟总理谈。总理请他起草一个文件，叫作人民公社的章程。

毛泽东说，我们把中央（紧急）指示信修改了，那些命令主义的口气都刮掉了，执行改为实行。我们作为君子协定，大体上试一个月、半个月或一个半月，你们搞一下，搞出点经验再来修改。最后，毛泽东专门对《调查工作》一文作了说明、讲解和发挥。

据杨尚昆日记记载，毛泽东这次谈话的录音有六个小时。

河南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史向生回忆：我和吴芝圃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中揭发了许多问题，其中河南发生的问题比较突出。我和吴芝圃深感河南问题严重，感到对不起党和毛主席，更感到愧对河南人民，心情异常沉重。开会时，我们两个闷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正当我们情绪极度低落时，忽然听到主席台上响起了毛主席亲切的话语：“吴芝圃、史向生，犯了错误就抬不起头了吗？为什么坐在后边？大家都不理你们了吗？来！坐到前边来。有问题大家帮助，要挺起腰杆子。不要因为犯了错误就抬不起头。”

主席的话音刚落，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刹那间无数热切的目光投向我们，欢迎我们到前排就座。我和吴芝圃不禁热泪盈眶，感动之至。（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