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留下的东西，有的我能学到，有的我怎么学也不如他。比如，团结人方面，我不如他。要协调一个班子所有的工作，我觉得很艰难。一个班子里面，各种性格的人都有，近平能把大家都团结在他周围，每个人都服他，都跟他很“铁”。老百姓支持他，干部支持他，都付出最大的努力来配合他。他在正定的时候，也是我们班子最顺当的时期，是全县干部心气儿最高的时候，大家一心一意干工作、搞建设，没有半点儿歪门邪道，都是一呼百应，没有一个搞派系的，没有一个背后嘀嘀咕咕的———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心底无私天地宽”。近平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用在了工作上、用在了正定的发展上，一身正气，没有半点私心杂念，和他一起做事的人，自然也就受他的影响，不想也不敢搞什么旁门左道的事。

再比如，掌控全局方面，我也不如他。他能把各项工作安排得很顺畅，做得很顺利。近平一直能把全局的情况考虑在内：有多少人，有多少事；什么样的人，在做什么样的事；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关于这些，他头脑很清晰，都有一个预判。很多事情，近平都能做到未雨绸缪。在常委会上，每次都是他主动提议题，而不是等着问题来了再被动地去处理。这一条我比不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了正定之后，您是与他保持联系比较多的一位老朋友。请您介绍一下你们以后的交往。

王玉廷：1985年，近平参加了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玉米加工考察团，到美国艾奥瓦州考察学习农业生产和玉米加工技术。他在美国访问期间，中组部就决定调他到厦门任市委常委、副市长。他回到正定后的第二天，我没有找到他，他那天可能到省里和地区去临行告别，或者办一些手续。

那天晚上，我问吕玉兰书记：“怎么找不见近平？”

吕玉兰说：“是啊，咱们应该和他照几张相。”

我说：“他晚上肯定回来，咱们三个在我家吃饭吧。”

我回家就动手做了几个菜，还包了酸菜馅的饺子。我家房子很小，那时候老房子结构也不合理，客厅很狭窄，中间放一个桌子，再放上凳子，两边就过不去人了。近平回来后，我们三个人就挤挤巴巴地坐着吃了一顿晚饭，虽然环境不好，但是饭菜挺可口，聊得也很高兴。

近平离开正定6年之后的1991年，我已经任县委书记3年了，那时我估计，1992年就要换届了，这样的话，我在正定也不会再待多长时间。那一年春节之前，我就跟我老伴说：“近平走这么长时间，咱们是不是邀请近平回来一趟？在家里招待他吃饭。”我老伴掌勺，我肯定得问问她同不同意。我老伴痛快地答应了。

腊月二十五六的样子，我往福建打了电话。我说：“近平，你在福建过年还是回北京过年？”他说：“玉廷，我今年回北京过年。”我说：“你走了好几年了，没回来过，你这次是不是回正定来看看？”他很痛快地回答说：“行！我回去看看大家，我也很想念同志们！”

大年初一的中午，近平和彭丽嫒就到正定来了。我召集了四大班子的同志，还有一些离退休老干部，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后来，我们还看了看正定在近平走后竣工的旅游景点，近平边走、边看、边聊，非常高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