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留下的东西,有的我能学到,有的我怎么学也不如他。比如,团结人方面,我不如他。要协调一个班子所有的工作,我觉得很艰难。一个班子里面,各种性格的人都有,近平能把大家都团结在他周围,每个人都服他,都跟他很“铁”。老百姓支持他,干部支持他,都付出最大的努力来配合他。他在正定的时候,也是我们班子最顺当的时期,是全县干部心气儿最高的时候,大家一心一意干工作、搞建设,没有半点儿歪门邪道,都是一呼百应,没有一个搞派系的,没有一个背后嘀嘀咕咕的———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心底无私天地宽”。近平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用在了工作上、用在了正定的发展上,一身正气,没有半点私心杂念,和他一起做事的人,自然也就受他的影响,不想也不敢搞什么旁门左道的事。
再比如,掌控全局方面,我也不如他。他能把各项工作安排得很顺畅,做得很顺利。近平一直能把全局的情况考虑在内:有多少人,有多少事;什么样的人,在做什么样的事;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关于这些,他头脑很清晰,都有一个预判。很多事情,近平都能做到未雨绸缪。在常委会上,每次都是他主动提议题,而不是等着问题来了再被动地去处理。这一条我比不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了正定之后,您是与他保持联系比较多的一位老朋友。请您介绍一下你们以后的交往。
王玉廷:1985年,近平参加了河北省石家庄地区玉米加工考察团,到美国艾奥瓦州考察学习农业生产和玉米加工技术。他在美国访问期间,中组部就决定调他到厦门任市委常委、副市长。他回到正定后的第二天,我没有找到他,他那天可能到省里和地区去临行告别,或者办一些手续。
那天晚上,我问吕玉兰书记:“怎么找不见近平?”
吕玉兰说:“是啊,咱们应该和他照几张相。”
我说:“他晚上肯定回来,咱们三个在我家吃饭吧。”
我回家就动手做了几个菜,还包了酸菜馅的饺子。我家房子很小,那时候老房子结构也不合理,客厅很狭窄,中间放一个桌子,再放上凳子,两边就过不去人了。近平回来后,我们三个人就挤挤巴巴地坐着吃了一顿晚饭,虽然环境不好,但是饭菜挺可口,聊得也很高兴。
近平离开正定6年之后的1991年,我已经任县委书记3年了,那时我估计,1992年就要换届了,这样的话,我在正定也不会再待多长时间。那一年春节之前,我就跟我老伴说:“近平走这么长时间,咱们是不是邀请近平回来一趟?在家里招待他吃饭。”我老伴掌勺,我肯定得问问她同不同意。我老伴痛快地答应了。
腊月二十五六的样子,我往福建打了电话。我说:“近平,你在福建过年还是回北京过年?”他说:“玉廷,我今年回北京过年。”我说:“你走了好几年了,没回来过,你这次是不是回正定来看看?”他很痛快地回答说:“行!我回去看看大家,我也很想念同志们!”
大年初一的中午,近平和彭丽嫒就到正定来了。我召集了四大班子的同志,还有一些离退休老干部,一起开了个座谈会。后来,我们还看了看正定在近平走后竣工的旅游景点,近平边走、边看、边聊,非常高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