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估计他们家人中午也得休息，就赶快告辞走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难忘的习家午宴》。在那篇文章里，我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是像人们所说的、电影里所讲的住豪华别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985年年初，有一次机会，我在北京又见到了习仲勋同志。那段时间，近平正在忙正定的事情，大概很久没回家了。习老就跟我打听：“近平在正定那边什么情况？”

我说：“近平现在干得生龙活虎，正在建造荣国府，这个大项目能给正定的发展带来巨大好处，把单打一的农业县搞成多种经营的旅游县。”

习老说：“你回去转告他，他做的事情是应该的，要埋头苦干，不要骄傲自满。”

我说：“好，我一定带到。”

这就是我和习老的第二次见面。一晃，很多年过去了，2002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近平秘书的电话：习仲勋同志去世了。

第二天，我就开车赶到了八宝山。遗体告别仪式上，来宾绕遗体一周，再和家属握手，当时齐心阿姨因为悲痛过度，体力不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和来宾握手。我当时没有见到近平。我想，这么大的事情，近平怎么不在呢？

当我要走出门的时候，猛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高处朝我喊：“幼辉！”

我回头一看，近平在台阶上面朝我招手，他大声朝我说：“你要保重身体！”

我说：“你也保重身体！”近平点点头。

我说：“我走了啊。”近平同我招手告别，我就转身走了。

那一天，我的心情很悲痛，近平失去了一位慈父，我失去了一位非常敬重的长辈，人民失去了一位好领导，这也是国家的巨大损失。

虽然我与习老只见过两次，但是通过这两次，我就意识到了，近平品格的形成，和习老的言传身教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这就是“家风如春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后，您和他还保持联系吗？

王幼辉：1987年，近平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到福州参加校庆。虽然我在福建读了几年书，但没去过厦门。校庆结束之后，我就到厦门去，一方面是带我爱人走走，另一方面是去看看近平生活得怎么样。到了厦门，我就打电话给他，说：“近平！我来厦门了！”

近平很快就到我住的招待所来看我。那天，我出去办点事，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正在跟我爱人谈天呢，还给我们带了一些水果。我问他，彭丽媛同志现在在哪里演出？他说：“她去中央音乐学院读硕士研究生了。”我这才知道，彭丽媛同志是我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

后来，近平在浙江和上海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几次见面的机会，但不是他太忙，就是我错不开时间，所以那几次都没能见上面。虽然没有经常见面，但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到了2008年，我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一个电话，说：“近平同志要到你家去看你。”那次见面，近平问了我的家庭情况。

谈话当中，我说：“我送你一套书吧，你不是分管香港工作吗？我送你一套《大公报名记者丛书》，一共7本。”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