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正在石家庄地区英语学习班学习，县里给我打来电话，叫我马上回去开会。回去以后，我们县领导和地区的领导都坐在一个会议室，谈一个技术引进的事情。进了会议室，我就发现有一个“当兵的”坐在我对面。他年纪不大，一身旧军装，穿得很土，脚上穿个大头鞋，活像个部队炊事班的班长。我很奇怪，怎么有个当兵的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就问坐在我旁边的地区徐副专员：“那个当兵的是谁呀？”
徐副专员说：“这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习近平，到你们县来当副书记。”我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个“当兵的”就是习近平。
近平当时任县委副书记，在工作上受县委冯国强书记的领导。我们县领导班子的同志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儿子后，当时有一位副县长就说：“中央大官的子弟，我们怎么相处？”
近平自己很注意，他不希望因为这个和大家产生隔阂。在正定，那时候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共用一个食堂，我们在食堂打饭，不管职务大小，都按照先来后到排队，打完饭以后，大家就在院里的大石灰板上吃饭，蹲着吃，边吃边聊，哪个干部都不搞特殊。近平从中央军委办公厅到正定来，“入乡随俗”，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们在一起工作，很快也就熟悉了。近平刚到正定的时候不满29岁，我比他大十几岁。虽然年纪相差很大，但我们思想上比较一致，平时很谈得来。
1983年，我到省里以后，冯书记也调到地区工作，近平担任县委书记。他是正定县的第十任县委书记，也是最年轻、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任县委书记。
虽然年纪轻轻就当了这么重要的官，但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火，也从来没有见他跟谁拍过桌子、瞪过眼睛，他一向都非常和气，平易近人，这让同志们都感到很亲切。他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人，从来就是这个样子。跟他在一起相处，我从不觉得拘束。
有一次开会，我跟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聊天，他跟我讲，习近平刚决定从中央机关到正定来的时候，本来想从基层干起，当个公社党委书记，但当时省委组织部考虑到，从中央下来的干部安排得太低也不行，就让他当正定县委副书记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来正定的时候，分管哪些工作？请谈一谈他刚接手工作时，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幼辉：近平到正定以后，精神文明建设是他分管的工作内容之一。在这方面，他干了很多实事，其中之一就是公路治理问题。
正定县是个交通四通八达的地方，从这里到无极、石家庄、沧州，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但是那时的公路非常脏乱差。社员经常在公路上占地堆粪、晒麦子，汽车就只好绕着走。还有人为了铺设管子浇地，就在公路上挖沟。路边的私搭乱建也很严重，有很多破破烂烂的小棚子、小店，缺乏管理。还有，路边的树木也被人盗伐了不少。公路疏于治理，长期处于这种乱象，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很多。
近平为了抓好公路治理，动员各个部门，包括农业、商业、公安等系统，督促四大班子齐抓共管。他持续抓了一年多，公路上的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一直持续很多年脏乱差的公路，近平一来总算给弄干净了。
采访组：您当时是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对于农业大县正定来说，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应该是县里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同志当年和您一起配合工作的时候一定很多吧？
王幼辉：是的，我们两个工作上配合很多，经常在一起谈工作，也经常一起下乡。正定县当时有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近平对我说：“你在正定待了那么长时间，又是学农的，肯定跑遍全县了。”我确实对情况比较熟悉，所以近平下乡，就经常和我结伴同行。
县委当时有吉普车，但近平跟我讲：“咱们还是骑自行车下去好，这样可以多看看。”
这样，我们平时基本都是骑自行车下乡。出发前，近平嘱咐我说：“咱们下去，你还是不要提我父亲的名字，就说我是复员军人，来当副书记就行了。”
近平当时考虑到，工作是工作，和个人背景是两码事。实实在在干好手头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如果工作做得不咋样，别人知道自己是高干子弟，反而会看低自己。
我们骑自行车下乡，随走随看，主要是看庄稼长势。到了公社，就向公社抓生产的主任了解情况；到了大队，就向大队抓生产的干部了解情况。近平在乡下调查的时候，除了问生产以外，还经常问社员家里的情况。他很喜欢和老百姓聊一些家常话，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人很随和，很亲切。后来，据当时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闰书章告诉我，近平在正定短短3年内，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所有公社、所有大队。
我们一般在公社吃饭。近平很自律，到了大队，他都会吃“派饭”，吃完之后抹抹嘴，说声“谢谢”，按照规定交半斤粮票，再交1毛5分钱。下午继续走乡串村工作。
有一次，我们到东权城公社下乡，吃饭时，有5个公社书记，还有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那天的菜也很简单，有一盘猪耳朵、一盘拌豆腐，这么多人吃这两个菜。主食就是一人一碗面条。东权城公社书记还拿出一瓶酒来给大家喝，近平一口也没喝。吃完饭以后，近平自掏腰包请客，拿出10块钱给了那位公社书记。公社书记笑笑说：“这些饭哪里用得着10块钱？我还倒赚几块钱。”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当年是怎样摘掉正定“高产穷县”帽子的？
王幼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我们全县的领导干部以及20多个公社书记都抓农业工作，“单打一”。至少我参加的多数会议，主题就是农业。我本人是专抓农业的，在正定县工作了26年。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正定的农业，在全省都是出了名的。
我们正定县有45万人，种了30万亩粮食。那个时候，省里提出“500斤过黄河，800斤跨长江”。我们是全省第一个“跨长江”的县，还写了一本《渡江记》的小册子。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