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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也就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六，五十多岁的我到北京一家公司当了一个小保安。2月17日深夜，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跪在地上，号啕大哭。我醒来的时候，才猛然想起，是我父亲去世的忌日快到了，我却忘得一干二净，难道是父亲的在天之灵在提醒我吗？中午，我把插着筷子的一碗米饭放在院子中，朝着家乡的方向，磕过三个头说：“父亲，孩儿今年不能在家去坟上给您烧纸了，在这千里之外，这碗米饭就算作给您的供品吧……”

这，不由使我想起父亲生前的一些事来。我的父亲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犁地耙地，碾场扬场，摇耧播种，样样在行。听我奶奶说，我父亲七岁放羊，十二岁就已成为牛把式。没上过一天学，却悟性很好。耙地是十分有讲究的活，站在木耙上赶着牛，咋能把地耙得平平展展，很多人干了几十年也干不好。别人用小树枝在地上比画了一次耙地的路数，我的父亲便学会了。

父亲虽是个穷人，但他从不把钱看得很重。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几乎家家都养牛。当牛病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让父亲给治疗，有的住几十里那么远。父亲先是摸摸牛的耳朵鼻子，再看看牛的眼睛舌头和精神，就知道牛得的什么病，说几样山坡上的草药，放在锅里煎好，给牛灌几次病便好了。牛的病是多种多样的，不一样的病就采取不一样的治疗方法，有的病是在牛蹄上牛舌上放些血出来，有的是让牛喝一些动物血，如黄鼠狼，鸡血或蟾蜍等，治好了很多牛的疑难杂症。父亲为给牛治病，付出了很多，有时一个晚上都不能睡觉，但从没接过别人一分钱。

让很多人纳闷的是，我的父亲没上过学，是怎么学会给牛治病的呢？事情是这样的。父亲说过，1947年汝州（当时叫临汝）解放，但还有很多土匪盘踞在汝州以北的山中，他们杀害党的干部，抢劫百姓财物，无恶不作。为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安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县人民政府成立了一支剿匪反霸的地方武装———区干（敢）队，我的父亲就在其中。一次宿营，父亲住在一农户家中，他帮主家铡草，喂牛打扫牛圈，父亲的勤劳诚实感动了这家的老人，老者把很多治牛病的偏方告诉了父亲，父亲都牢记在心。几十年后，父亲才成为方圆几十里很有名气的“土兽医”。

我的父亲不光轻财重义，更是一个孝子。他一个人侍奉了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多位老人，特别是我的奶奶，在生命的最后八年，冬天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白天，父亲四处寻医问药，有时一天步行往返一百多里，为了给奶奶改善生活，父亲常到冰冷的河里捉鱼。晚上用两根木板凳并在一起，放在我奶奶的床前，躺在上边睡觉，时刻准备给我奶奶喂茶喂饭，端屎端尿。我的奶奶在床上躺时间长了，难免会生褥疮。我的父亲就想了一个办法，用土坯垒了个长方形的池子，再到山上杀几担荆条放在

池子下边，再铺上厚厚一层柔软的麦秸秆，再铺上被褥，让我奶奶躺上去，既舒服又暖和。

不过，我的父亲也受尽了磨难。1971年，我40多岁的母亲因病去世。我们兄妹4人分别是7岁、5岁、3岁、1岁半。一天中午，我们的二表姐给我们擀面条，我们4兄妹和父亲围在灶炉旁，等待着早点把水烧开。因煤都是在路边扫的黑面面，含煤量很少，即使燃着了也是红一阵子。父亲只得用铁杵隔一会儿就捅一下灶炉下面的煤渣。当表姐把面条擀好时，父亲把煤火也给捅灭了。表姐看无法在我家吃饭，就起身走了。望着流露着饥饿眼神的一群孩子和熄灭的灶膛，父亲禁不住低下头呜呜地哭了起来，我们4兄妹也跟着父亲一起哇哇大哭。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千辛万苦，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都抚养成人。

2013年，我86岁的父亲离我们而去，他并没给后辈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孝敬老人、诚实守信、轻财重义、吃苦耐劳、勤俭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