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现在南方干部比较少了，高高在上了，稀稀拉拉了。北方干部多起来了，我很高兴，但是不要翘尾巴。总的来说，我们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这也没有关系。

毛泽东特地嘱咐说：“不要公开地去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只是说现在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对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想我们的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高级干部应该弄清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大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

毛泽东接着说，方法就是三板斧，甩石头、挖墙脚、掺沙子。陈伯达这个“小小的老百姓”，他搞挑拨离间，他的话也不讲完。我们现在在下边，也不公开批评，批陈整风我们还叫批修整风。我们党是有纪律的。庐山这场斗争，还没有听到外国人说什么，华北开了一个多月的会，后来他们又开了三个月的会，可是没有发现外国人说什么。总而言之，无论干部、战士，全国党员有两千多万，讲百分之三的话，稍微大了一点吧？（这时大家插话说：百分之三大了一些，吐故纳新只有百分之一左右，包括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现在我希望你们试试看，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这个问题很简单，不要那么长篇大论的报告。

讲到这里，毛泽东看了看桌子上的表，说，今天我要走了。我这一路都要谈下去。

韦国清又表示：主席的谈话，对我们教育很大。

毛泽东说，又是英明了吧，从来没有听说过吧。99人的会议，已经刚讲了吧。马克思经常讲，不要看人家的声明，要看行动。声明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那比较容易，真正地实现，就难了。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要看几年、十几年、二十年吧。人们说：盖棺论定。我说有的人盖棺也不能论定。斯大林不是盖棺论定了吗？没有论定。

毛泽东接着谈起中苏关系，他说，在朝鲜打仗时，两国关系比较好一些。《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和雅尔塔协议是两种不同的问题。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在内部争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疆不容许第三国人进入，我们说东北还有二十万朝鲜人，有的还没有加人中国国籍，怎么办？他们答不出来。还有他们不许我们夺取政权，联共党始终是反对的，有电报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斯大林曾给我们党来电报，说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

毛泽东针对这个问题说，如果说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可以，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嘛，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我是顶了他们的。我们党内也有相当的人当时不想夺取政权，也不讲夺取政权。

毛泽东再三说，我讲党的路线斗争问题，没有一次把党分裂掉的，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苏联形成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我们党分裂的基础是有的，特别是王明的那一次。

在座的有人问毛泽东：对高岗、饶漱石，苏联是不是拉了他们一下？

毛泽东说，拉是拉了他们一下。又说：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过去张国焘搞分裂，把共产党的武装对立起来，但没有搞成。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毛泽东鼓励大家：很有希望。还是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起来。

8月31日下午，毛泽东决定去南昌。当天上午10点多钟，专列准备好了。12点半，毛泽东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乘坐北京带来的吉斯小轿车，由他的司机老张驾驶，到长沙市东郊的大托铺机场专列停车处。华国锋、卜占亚去送行。临别，华国锋问毛泽东：“主席，我回到北京，别人问我，我怎么回答？”

毛泽东说：“你只跟总理一个人谈。”

专列不到下午1点离开了长沙。

汪东兴送走毛泽东后，又回到住地，把文件等东西收拾好，然后就去吃中午饭。下午1点半钟，汪东兴坐的飞机起飞了，到南昌是2点钟。

毛泽东分别谈话和集体谈话后，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感到毛泽东的谈话全都是涉及党、国家和军队的重大问题，应该及时整理出来。

9月1日上午。为了便于保密，华国锋、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卜占亚一起到韶山滴水洞。在不让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参加的情况下，用三天时间，将毛泽东的先后谈话进行汇集整理。由卜占亚执笔，大家修改，最后由卜占亚亲自将材料刻印五份。据华国锋、汪东兴、卜占亚回忆：1972年，中央以12号文件下发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纪要》就是在这个材料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