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据说初唐文坛发生过一起“窃诗害命”的案件，涉及著名诗人宋之问和刘希夷。经《大唐新语》《旧唐书》《太平广记》《全唐诗话》《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唐人说荟》《全唐诗》及《直隶汝州全志》等书所沿袭，演变为这样一起“诗案”：
刘希夷是宋之问的外甥。二十五岁那年和舅舅同榜进士及第，这年乃高宗上元二年（675年）。两年后，希夷写了“年年岁岁”一诗，之问见而羡慕，知其尚未外传，欲占为己有。希夷不同意，之问便怀恨在心，派人用土囊把外甥压死在陕州……《唐诗鉴赏辞典》《辞海》，社科院《中国文学史》等都以此为据。认为刘希夷生于高宗永徽二年（651），约卒于高宗仪凤三年（678）至调露二年（680）之间。这样，诗人刘希夷成了年未及三十，因诗才遇害的冤魂，诗人宋之问则成了窃诗害命的凶犯。
对于这一说法，笔者分析刘宋诗中表现出的不同政治倾向，提出如下质疑。
二
据新、旧《唐书·艺文志》的存目，刘希夷曾有诗文集传世，但皆已失散。其现存诗作，除《全唐诗》收录一卷外，还散见于《文苑英华》《唐诗别裁集》等书中。按图索骥，只要认真仔细地分析一下他的作品，就不难发现，所谓他未满三十岁为奸人所害的说法，是非常可疑的。
（一）希夷诗中有《夜集张湮所居》和《洛中晴月送殷四入关》二首，便是他三十岁之前并未死去的证据。
殷四者，何许人也？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有“殷四遥”条，认为殷四即诗人殷遥。王维有《送殷四葬》一诗，云：“慈母未及葬，一女才十龄。”孟浩然诗中有《同王十三哭殷遥》一首，写道：“生理无不尽，念君在中年。”孟浩然生于武后永昌元年（689），《唐旧书·文苑传》（下）云：“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由此推知，孟浩然与王维结交当在开元十六、十七年间。这期间殷遥病故，约四十岁左右，同孟浩然的年龄差不多，约小于刘希夷近四十岁。殷遥是丹阳句容人，刘希夷在丹阳一带生活过。两位诗人虽辈分不同，但交游往来是可能的。希夷诗中有《蜀城怀古》《巫山怀古》《春女行》《江南曲》（八首）诸篇章，描绘了巴蜀、巫山、沅湘、吴楚一带的风光。由此可知他曾有过一次自中原入蜀，经三峡沿江而下的长途旅行，且在维扬（扬州）、长洲（苏州）、南湖（嘉定）地区盘桓不少日子。《洛中晴月送殷四入关》诗中有“复首秦关尚千里”句。一个“复”字和一个“尚”字似在说明两人已同行多日。如今作者已达目的地，同伴殷四则还有一段路程。这就是说，刘希夷并未在仪凤调露年间遇害，而是长期浪迹江南。待玄宗即位之后，才同青年诗人殷遥一道返回中原，从诗中可知殷四是赴京师长安的，希夷则到了故乡附近的东都洛阳便安顿下来。
（二）《夜集张湮所居》应是返乡后的作品。张湮是唐代著名画家和诗人。原籍永嘉，曾隐居嵩山少室山下，闭门读书多年。
《唐才子传》卷二载：张湮，初隐少室山下，与李颀友善，事王维为兄，皆为诗酒丹青之契。李颀诗中有《同张员外湮酬答之作》《临别送张湮入蜀》《咏张湮山水》等篇。说明张湮隐居嵩山的时间同李颀“十年闭户颍水阳”的时间大体相同。李颀在嵩山间曾和著名隐士卢鸿有交往。而卢鸿于开元六年被玄宗请到洛阳授谏议大夫，他固辞不就，重返嵩山建“东溪草堂”聚众讲学。由此可知，李颀和张湮隐居嵩山应在开元初年，王维集中同张湮的赠答之作有七首，其《赠张五弟湮》一诗云：“闭门二室下，隐居十余年。”二室即嵩山的少室与太室二山。王维于开元九年中进士，任太乐丞。因受伶人私舞黄狮子一事牵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在开元十四年去职归嵩山。假若该诗为王维初到嵩山时所作，那么张湮此时已隐居嵩山十多年了。刘希夷的故乡汝州，位于少室南麓的颍水、汝水之间，正是张湮的隐居地区。他以《夜集张湮所居》为题描写山林生活的乐趣，便说明他开元初年曾同张湮有过交往，且同张湮一样有着对隐逸乐趣的追求。诗中写道：
江南久成客，门馆日萧条。惟有图书在，多伤鬓发凋。
这显然是自况，一个长期隐迹江南，耄耋之年始返业已萧条冷落的家园的老人形象，确实呼之欲出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再如《故园置酒》一诗写道：“旧里多青草，新知尽白头。”《览镜》一诗写道：“白发今如此，人生能几何？”《饯李秀才赴举》一诗写道：“自怜穷浦雁，岁岁不随阳。”诸如此类，都十分清楚地表现出老年人自伤途穷的感怀。当是与《夜集张湮所居》同一时期的作品。
（三）从对上述诗篇的考证中可知，刘希夷并不是在三十岁以前被人谋害而死的，而是长期隐迹江南，在开元初年又返回了故乡。
那么，他中进士后为什么不做官而远离政治中心隐迹江南呢？如果仔细探究一下他的诗篇，也是可以发现线索的。他的《从军行》《将军行》《入塞》等作品，慷慨激昂地赞美功勋卓著的将军，颂扬投笔从戎的班超，仰慕矢志扫除天下污秽的陈蕃，期待“课绩朝明主”的恩遇，的确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进取精神。这应是他的早期作品，亦是他参加科举考试时基本思想倾向的写照。但是，他的这类作品并不多，而充满怀才不遇的悲愤和韶华易逝感伤情绪的诗篇，则是他创作的主流。其《夏弹琴》一诗写道：“予欲娱世人，明月难暗投。”这就是他取得功名之后不做官而隐居的缘由。他希望为朝廷做事，使“世人”欢娱，但看到环境龌龊，不愿把明月宝珠一样的光洁投向黑暗的处所。在这里，他所讲的黑暗，显然是指武后集团把持朝政的现实。据史书记载，永徽六年（655），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接着罢黜顾命大臣褚遂良，废掉太子李忠，逼杀长孙无忌。贬逐长孙派贞观老臣20多人，“政归中宫”。显庆五年（661），武则天处理政事，数年后杀掉建议废武后的宰相上官仪。“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资治通鉴》唐纪十七）。这些事变都发生在刘希夷的青少年时期。之后，高宗让太子李弘监国，“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资治通鉴》唐纪十八）。恰在这一年，刘希夷进士及第，四月间李弘暴死，六月，李贤立为太子。李贤曾召集著名学者刘讷言等注释范晔《后汉书》。后汉时，朝政多次落入皇后外戚手中，造成朝廷纲纪废弛的局面。李贤注释此书，显然含有讽喻意义，调露元年（679），高宗又“命太子监国，太子处事明审，时人称之”（同上）。第二年八月，武后便罗织谋反罪名，“废太子贤为庶人……幽于别所，党与皆伏诛”（同上）。
（四）刘希夷诗中多处运用后汉典故，歌颂光武帝中兴汉室的功业，抨击篡权的外戚王莽，讥讽掌权的外戚梁冀，赞扬立志扫除污秽的陈仲举……确实同李贤之注释《后汉书》的用意是相通的。因此，面对着太子李弘、李贤相继被杀被废，“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资治通鉴》唐纪）的现实，他以涧底孤松自比，渴望出现千金买骨的燕昭王式的复国明主，就表明他是站在李唐宗室一边的人。孙翌在《正声集》中将刘希夷誉为正声之最，原因就在这里。孙翌系在开元年间编撰《正声集》的，正声者，正义之声、正统之声也，是以作家作品的思想倾向为重要标准的。刘希夷拥护李唐正统，反对并敌视武氏集团，但又无力改变现实，所以采取明哲保身的措施，远离政治中心长安和东都自然就成了最佳选择。这也许便是他隐居江南的原因。再说，徐敬业曾在扬州起兵讨伐武氏。虽然很快失败，但这一地区毕竟驻扎过反对武氏的大本营，所以刘希夷隐迹于此地是容易理解的。他在《江南曲》中两次提到“维扬”时都流露出仰慕之情，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
（五）最后，还有必要说一下《旧唐书·文苑传》对刘希夷的记载。在这里，刘希夷是附在乔知之传后面的。按一般通例，凡是附在某人传略之后的人物，都同某人有一定的必然联系。然而，刘与乔却既无血缘关系，又非隶属或同党，只有在两人的诗作中发现的一丝瓜葛。刘希夷的《洛川怀古》诗里有“绿珠不可夺，白首同所归”一联，乔知之写过《绿珠篇》，皆对绿珠予以赞扬。绿珠是西晋巨富石崇的爱妾，善吹笛，赵王司马伦专权时，其党羽孙秀指名向石崇索要绿珠，被石崇拒绝。后来，石崇被孙秀捕杀，绿珠亦跳楼自尽。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知之时有侍婢曰窈娘，美丽，善歌舞，为武承嗣所夺。知之怨惜，因作《绿珠篇》以寄情，密送与婢，婢感愤自杀。承嗣大怒，因讽酷吏罗织，诛之”。《资治通鉴》的记载与此相同，只是将“侍婢曰窈娘”几字改作“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借去教诸姬歌舞，“遂留不还”，这件事对于乔知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他被诬陷遭杀害的直接原因。同时，他与晋代的“绿珠事件”也确实有相似之处。所以，刘希夷在怀古诗中写绿珠之死，显然有影射乔知之被杀一案的用意，对乔知之寄予了同情。这大概就是《旧唐书》将刘希夷传附于乔知之传之后的原因吧。关于知之被杀的时间，史书记载不详，或云天授元年（690），或云神功元年（697），但皆在武则天称帝期间。这从另一侧面表明，刘希夷并未在高宗仪凤调露年间离开人世，而是看到了乔知之事件的。
三
至于为什么要嫁祸宋之问，应当说这是当时人们对宋之问人品的鞭笞。据《新唐书》载，宋之问急功好利，“倾心媚附”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至为易之奉溺器”。后来，张氏兄弟被诛，中宗复位，宋之问流放到岭南。不久，他逃回东都。“匿于友人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家”（一说“匿于张仲之家”）。其时，同皎与仲之策划除掉武三思。宋之问发觉后，便向武三思告密。“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旧唐书》）。宋之问就是这么一个阿谀奉承、卖友求荣、巴结告密的无耻之徒，人们把他说成谋诗害命的凶手，恰是对他人品不端的抨击。
总之，刘希夷是一位终于天年的长寿诗人，《大唐新语》《太平广记》《唐才子传》等书中所记载的年未及三十而被奸人杀害的事实，是不准确的。所谓“诗谶”应验，应属小说家杜撰。
摘自《汝州文史资料》，原稿编辑陈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