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毛泽东审阅同意了新华社关于改组北京市委和派工作组替代北大党委的通讯稿。

6月初，华东局召开会议，传达贯彻5月底结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华东局委员、华东地区各省市的负责同志参加。

方志纯回忆：

我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心情到上海来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是华东局委员、华东地区各省市的负责同志。会议的内容是传达贯彻5月底结束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先是传达，然后是讨论，讨论围绕的中心是开展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所谓“批判”。

凭着多年的政治经验，大家更加感觉到政治气候的严峻。因此，在讨论会上，发言的不像以前开会那样踊跃，而且话语显得有些谨小慎微。结果，华东局会议开了几天，气氛总是不那么活跃、热烈、和谐。

会议中途，华东局突然接到通知，毛主席在杭州，要请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去谈话。接到通知，大家即登车赶赴杭州。

谈话是在杭州的一座别墅里进行的。毛主席与各路“诸侯”，倾心交谈。

毛主席先讲了一下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然后转到了中心话题上，他说：“今天，我把大家请来，主要是解决个别省几个同志的不团结问题。犯了不团结错误的同志，要作出认真的自我批评，吸取教训。”

毛主席说到这里，把手抬起来，轻轻地在空中划了一道弧形，指着大家说：“这里也给在座的同志们打个招呼，希望大家都要引以为戒，重视团结这个问题!团结是我们党力量的源泉，团结是我们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不团结，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当然啰，我们的团结是有原则的，不是和稀泥……”

毛主席的神情是严肃的，但话语里却充满着信任、爱护、希望。

毛主席的话音刚落，性情豪爽的许世友抑制不住地站了起来，激动地说：“我们坚决按主席的指示办，主席指到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

但是，大多数人情绪始终保持着冷静。应该说，毛主席这次杭州谈话，给了大家以教育和鼓舞，思想也似乎亮堂了许多。但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思想上一番思索：本来是个别地方、个别同志之间存在的不团结问题，毛主席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把大家都找来亲自谈话呢？这是不是暗示着党内一场斗争、一场分裂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因而团结问题也就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摆在了全党的面前呢？这仅仅是一种猜测和分析，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难以回答。

杭州这次见毛主席，是集体谈话，时间又短，毛主席没有单独找我谈什么。谈完话，就又返回上海，继续着未开完的华东局会议。

“文化大革命”在不少年轻幼稚的青年学生中引起另一种极端的反应，有一个干部子弟写信说：万万想不到彭真、罗瑞卿这些老党员原来是这样一批危险人物。“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党中央（我指党内），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们的心软（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心理），要会亡党亡国亡头。”他和另外几个学生的信，后来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之三印发。

5日，江青向毛泽东推荐反映北大和科学院社科部“文革”动态的简报。毛泽东作了批示。

同一天在北京，周恩来就中南海、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问题约周荣鑫、李质忠、童小鹏、汪东兴谈话，作具体布置和指示。

6月，毛泽东在杭州写了《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毛泽东后来说：“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6月8日，毛泽东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拟赴杭州向毛泽东请示文化革命问题表示，会议请陈伯达、汪东兴及各大区负责人都参加，让中央常委酌定。

9日至12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等赴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情况，并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了“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已表示怀疑，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他还说，“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至少有几次会有大区书记参加。刘少奇等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问题。

6月10日，毛泽东与各大区负责人在杭州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要他们在各地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同一天，毛泽东还在杭州会见了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