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安全工作，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拟调部队进京和任命付崇碧为北京卫戍司令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照办。”

23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关于陆定一、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草稿）。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中央书记处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

同一天，首都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31日，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及部署报告毛泽东。

27日晚，汪东兴给毛泽东传来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对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名单做了三项修改。1．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各增加一人，成员另定；2．原组员陈亚丁改为谢镗忠；3．去掉吴冷西。

28日，毛泽东同意了中央常委商定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改组后的名单为：

组长：陈伯达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顾问：康生。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召开碰头会研究，决定派工作组，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张承先到北大。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

30日，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说，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现在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毛泽东当天23时批示：“同意这样做。”

31日，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并改组报社的领导班子。

6月1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1966年5月27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登载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1966年5月25日写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琨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当时，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觉得，单靠发表一些政治批判文章（不管它写得怎样尖锐），单靠采取一些组织措施（不管它牵动到多么高的层面），都还远远不够，许多人对这些仍不那么注意，仍不足以形成一股势不可当的巨大冲击力量，不足以解决他所深深忧虑的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它的突破口又在哪里？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同一天，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大字报，他们写道：“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战斗形式。”毛泽东觉得，如果公开发表这张大字报，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突破口，可以打乱原有的秩序，使群众的手脚放开。他当即写了批示。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北京大学校园内就像开了锅一样，立刻沸腾起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以评论员名义发表了一篇《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员文章加了一条注，其中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该坚决抵制。”这件事在全国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局面顿时大变。北京各大中学校里，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领导干部和教师的大字报，学校党组织陷于瘫痪，乱打乱斗的现象开始出现。毛泽东这时所在的杭州也不例外。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这天起，该报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和林彪“五·一八”讲话的精神扩散到全国。

6月3日，刘少奇主持常委扩大会，制定了“内外有别”等八条规定。同意李雪峰提出的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派张承先到北大。派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