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要康生告诉彭真，要就许立群的问题打电话向上海道歉。

30日，毛泽东在上海西郊同康生、赵毅敏、江青、魏文伯、张春桥五人谈话。

毛泽东说，学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

毛泽东主张两条：驳倒、吃饭。驳倒，就是搞有职无权，这比秦始皇好!

毛泽东提出，要有策略。不要太多。要区别对待。对郭沫若、范文澜要保护，郭功大于过。谁也会犯错误。

3月31日，康生回北京向周总理、彭真同志详细地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次谈话。

毛泽东发话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4月1日，毛泽东最后签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当天，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杭州。

同一天，张春桥拿出了一个批《二月提纲》的《几点意见》。

2日、5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被中宣部“扣压”的戚本禹、关锋等人批所谓“要害”的文章。中宣部被撇在一边。

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书记处会议上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和到会的一些领导人“对这次重大错误都作了初步检查”，并“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书记处会议决定：

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

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

4月12日，周恩来视察了北京某地电台，嘱咐把全国的电台布局（包括中央直属台、战备台）分类分颜色在一张大图上标出送来。周恩来这样做并非无的放矢，中央已做了防止意外的准备。

同日，在北京的陈伯达，按照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起草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草稿。

14日，陈伯达起草的《通知》草稿由周恩来等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

上午8时30分，毛泽东圈定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名单。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刘志坚。组员：尹达、张春桥、陈亚丁、关锋、戚本禹、吴冷西、王力、穆欣、杨永直。顾问：康生。毛泽东将此件与陈伯达起草的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一起，批送在上海的江青。

江青：

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报告，最后定案。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半

上午9点，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写信。

恩来、小平、彭真同志：

四月十二日的来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日上午来此地。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上午，毛泽东又批：“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康生、陈伯达和其他起草小组同志14日即赶到上海，住锦江饭店，开始重新起草《通知》，小组每写成一段文字，即由张春桥负责，派专人送到杭州，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然后再返送上海，直送张春桥。

从4月14日至17日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作了三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

14日，毛泽东对4月12日中办机要室《文电摘要》第一六八号上《在京艺术院校试行了半工（农）半读》一文做了长篇批示。

一切学校和学科（小学、中学、大学、军事院校、医学院校、文艺院校以及其他学校例如党校、新闻学校、外语学校、外交学校等等，学科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二者的常识）都应当这样办。分步骤地有准备地一律下楼出院，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同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工学农，读书。工读比例最好一半对一半，最多是四比六。因此读书的部分要大减。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师生一律平等，放下架子，教学相长。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