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毛泽东离开上海返回杭州。

18日，毛泽东在刘少奇15日就印发毛泽东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来信上批示：“送交小平、彭真同志照少奇同志意见办理。”“此件看了，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以为将来修改之助。此意请写入中央批语中。”

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把注意的重点转回到批判《海瑞罢官》上来。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

他对作序讲得很简单：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但要写序言，还要作注释。写序言，政治的比较好办，哲学的麻烦，不太好搞。

谈话大量的是涉及当时正在激烈开展的“批判”运动、教育革命等。

毛泽东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

关于教育革命，毛泽东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它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行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关于哲学研究，毛泽东说，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把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从上述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心在政治不在读书。就像战争时期专心军事一样，他正专心于政治斗争。读书没有开始就停下来了。

12月22日，毛泽东召集彭真、康生、杨成武等人谈话，再次提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

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对《海瑞罢官》争论的公开表态，而且是当着彭真的面，讲给彭真听的。如果说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过去毛泽东没有打招呼，这次就是正面打招呼了。

23日，毛泽东应彭真的要求，同他单独进行了谈话。彭真向毛泽东介绍了吴晗解放前后的表现。毛泽东表示：有些问题是不能马上做个结论的。吴晗的问题，最快也得两个月后才能作政治结论。我回到北京，再找少奇、恩来、小平他们议一议。

24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前往武昌。

当天，专列途经南昌。毛泽东住南昌滨江招待所。

毛泽东在南昌重读了当年在江西写的《长冈乡调查》。毛泽东在该文上批注，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那时的中央领导者们，实在懂得很少，或者一窍不通，闹了多年的大笑话。但是这是难免的，人类总是要犯一些错误才能显出他们的正确。对客观必然规律不认识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观外界的奴隶，直至现在以及将来，乃至无穷，都在所难免。认识的盲目性和自由，总会是不断地交替和扩大其领域，永远是错误和正确并存。不然，发展也就会停止了，科学也就会不存在了。要知道，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类同时是自然界和社会的奴隶，又是它们的主人。这是因为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人类社会、人类本身(即人的身体)都是永远认识不完全的。如果说有一天认识完全了，社会全善全美了(如神学所说那样)，那就会导致绝对的主观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世界观。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