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我们全家到汝州南关原高中居住，当时的高中大门口挂牌“临汝县五七大学革命委员会”。校门口大门外侧有东西两块黑板墙，对应成扇形状，上面书写标语“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迎门是大礼堂的北山墙，有两条砖铺路，东向南通往教室、政教处、试验室、操场。西向南通往总务室、文教局招待所、医务室、食堂。一幢幢教室之间约50米的采光距离，中间砖铺小道，两边种植苹果树和松树，环境宜人。政教处门前是大铁钟架，铁钟是炮弹筒改造而成，雄浑响亮的钟声整个南关西街都能听到。政教处后面是枪械库，白天民兵和学员训练，夜晚枪支存放此处。在我的印象里，枪支可以玩耍，但是没有人偷，老师的宿舍白天没人也不用锁门，校园里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五七大学当时尽管在文革后期，但批斗已经不火热，只是开会喊口号，不针对某一个人，遣返外地的教师陆陆续续又重新回到这个久违的大院，人们握手拥抱，默默无语，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老师们相对放松，学习的风气渐浓。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诗人郭小川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全世界都在喧哗，哪里没有雷霆的怒吼，风云变化，请听听人们的胸口吧，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五七大学是临汝教育变革前的一丝曙光。学校开办有果林班、师训班、电影放影班、文艺班。校领导有王明理校长，张宏书记，高山部长，副校长有张传智等人，师资力量比较优秀，任课的老师基本上是文革前毕业的本科生。对我印象较深的是张传智老师，他是湖北人，当时教我认识了电子管。其他有王泉水、郭万坤、程遂兴、邢锦章、杨翠凡、李西亭、陈克义、孟祥礼、贾大拙、吴东阶、张仁忠等人。化肥厂的一个阿姨是工宣队代表，还有军代表，当时的五七大学驻有部队，约有一个连，驻扎时间一年半左右。

我父亲当时任果林班班主任，果林班理论课由徐老师任教，他从杨楼公社调回县城，学生主要上实践课，开设的地点在西十里园艺场，我随父亲在此边学习边玩耍两月有余，学生住在园艺场的西北角，从宿舍到食堂要步行大约三里地，中间要经过园艺场的实验站，它是一个类似城堡和炮楼的建筑，在我们印象中很是神秘。1976年的元旦前夜，和父亲、陈克义老师在食堂吃过饭，我嚷嚷着要去看电视，进了电视房，当时正在播放毛主席的词二首，《念奴娇·鸟儿问答》和《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词二首一遍遍重复播放，大约有一个小时，回到宿舍，我父亲靠记忆力书写了词二首，第二天元旦全体师生学习词二首，到现在我还能完整地背下来。

文艺班由张仁忠任班主任，另聘请剧团演员任教，张仁忠老师多才多艺，书法、弦乐、声乐都拿得出手，一米见方的宋体字只需一个大木制三角尺测量距离，然后一气呵成。他教学生唱样板戏，翻跟头、练基本功。学生的毕业汇演是现代戏《沂蒙颂》，条件虽然简陋，但布景、唱腔、舞美设计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电影放映班最是热闹，是我们小孩子们的最爱，高中大院最后面的两排瓦房，有十几台汽油发电机配小型放映机，学员们先学发动汽油机，虽然都用力拉，但恰到好处的才能发动着，老师和学员们都小心翼翼地操作着放影机，放映的大多是苏联黑白电影，每个公社轮流培训，结业时在学校操场、大礼堂和南关西街轮流放映彩色故事片《创业》《海霞》《决裂》等，现场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师训班开办了两期培养了约100人，任课老师有我父亲和邱景俊、陈克义、杨翠凡、沈永伟、王泉水等,有文化课讲汉语语法修辞逻辑，阅读主讲毛主席诗词和所谓的法家人物诸如少正卯、商鞅、王安石、韩非子等。王泉水老师拿一个紫砂壶不用讲义侃侃而谈。印象最深是一个学员将结婚写成解婚，老师讲课批改离婚岂不写成捆婚，引得学员哄堂大笑。还有政治课，政治课是学习大峪邮电所投递员王天祥的事迹。白天学习讨论和干农活轮流进行，晚上看电影。

五七大学最悲惨的一页，是上海籍老师赵一矿的自杀事件。他当时居住在大门口临街东面的单身宿舍，死亡原因我不太清楚，他的骨灰存放在政教处，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才由他的家属领走。

临汝县五七大学虽然是文革特定时代的产物，但它教、学相结合，为当时的临汝县培养了一些人才，尤其是师训班为各公社、大队培训的老师在那个年代可谓雪中送炭。教学内容和方法尽管具有局限性，但这是时代使然，不能苛求于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