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跟爱泼斯坦比较熟，首先对他说，你看有没有必要发表这个东西？爱泼斯坦说，很有必要。我们过去一直讲，如果他们要开分裂会议就怎么样怎么样，讲过多次。现在他们开了会，我们一声不响不好。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有许多人对苏共新领导，对勃列日涅夫还有幻想，希望他改变赫鲁晓夫的做法。苏共新领导虽然没有说他要改变赫鲁晓夫的做法，但最近以来他们口头上大讲革命、大讲团结、大讲反帝，这就给人一些假象，好像他们真的是要改正。所以现在很需要有一篇文章，通过对三月会议的分析，来揭穿苏共新领导的真面目，揭穿他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毛泽东说，你说得蛮有道理，但是我们发表这篇文章有没有危险呢？有没有坏处呢？这得认真想一想。

有些客人提出，这篇文章讲得很尖锐，旗帜很鲜明，直截了当地戳穿了苏共新领导的真面目，但是，恐怕有些人还接受不了，因为他们对苏共新领导还存在一些幻想。另外一些客人觉得，现在是有一些人存在幻想，但是正因为有人存在幻想，所以需要把苏共新领导的假象加以揭穿。文字是尖锐了一些，可以略加修饰，但是恐怕还是比较鲜明地揭穿他们的假面具比较有利。

毛泽东说，要想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自己要旗帜鲜明。我们的基调就是要揭穿苏共新领导，个别地方讲得太尖锐的，可以改得稍微含蓄一点，但是整个基调应该是旗帜鲜明、尖锐泼辣。

美国专家柯弗兰说，中文里面讲“挂羊头卖狗肉”，直译成英文，人家不懂。

毛泽东说，是呀，中国成语外国人看不懂，怎么办？

柯弗兰说，澳大利亚党的领袖希尔曾经说过他不懂这句成语。现在我们想了一个代替的成语，英语里面有一个成语，叫作“把马肉当作牛排卖”，意思跟“挂羊头卖狗肉”是一样的。

毛泽东笑着问：西方人吃马肉吗？

柯弗兰说，战争时期是吃的，那个时候牛肉很贵，马肉比较便宜。

客人们都笑了起来。一位亚洲党的代表说，我们知道毛主席喜欢吃狗肉，我们以为毛主席不会同意用“挂羊头卖狗肉”这句俗语，因为这里贬低了狗肉。

毛泽东说，我过去是不吃狗肉的，上了井冈山以后才慢慢吃起来，而且觉得挺香。

有一位客人再补充说，现在发表这样的文章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西方的舆论认为，召开三月会议是苏共新领导软弱的表现，不是他强大的表现。我认为这个看法是对的。现在他们处于弱势，我们正应该乘胜追击，不让他有喘息的机会。

毛泽东说，你的意思是不是我们以后要大张旗鼓地反修？这恐怕值得考虑，要多加斟酌。苏共新领导和赫鲁晓夫有所不同，这就是他们刚刚上台，新干的坏事还不多，过去许多坏事他们可以推到赫鲁晓夫头上。我们要抓到他们新干的坏事，才能批评他们。如果我们把批评赫鲁晓夫的老话再安在他们头上去，就不得人心，别人不会接受。

亚洲党的一些同志表示赞成这篇文章的基调，认为很有必要。而且要乘胜追击。

毛泽东说，可能有一些人对一些比较尖锐的语言一时接受不了，这不要紧。只要我们讲得适当，过一个时期他们自己也会知道是正确的。现在大概还有不少人喜欢语言温和一点，但是过一个时期连他们自己也不那么温和了。前一个时期，在反修斗争过程中就有这种情况，有过一些同志劝我们多加糖少加辣椒，后来他们自己也加辣椒了，也讲得很尖锐了。

一些外国客人提出的意见中，还有一点很受毛泽东重视。这就是他们觉得，这篇文章还可以多讲一些团结的话，把团结的旗帜拿在我们手里，要更多地强调团结大多数，强调亚非拉美人民的革命团结。

对这个意见，毛泽东很称赞，他对当时陪同外国客人到武汉去的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说，把这个意见带回北京，请北京的同志再议论一下，看看在什么地方需要强调团结的，写得更突出一点。这个意思在修改过的稿子中已经有所加强，但还不够，还可以考虑再加强一点。

赵毅敏回到北京以后，就在3月20日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把毛泽东在武汉会见外国客人时谈的意见作了汇报。在会上，当场对文章做了一些修改。关于怎么样更强调一下团结的问题，邓小平要我们在会后在文章末尾再加强一些。

21日，把《评莫斯科的分裂会议》文稿通改一遍，特别在末尾一段谈团结的话，更加加强了。修改以后，邓小平又召集书记处会议讨论定稿。然后分送周恩来、刘少奇和在武汉的毛泽东。

3月22日，毛泽东回电话说，没什么意见了，可以发表了。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改了个别词句。这样，文章在22日最后定稿。

23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评莫斯科二三月会议》。

这天，毛泽东接见了由哈桑·穆拉维德率领的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

26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

4月9日，毛泽东在杨成武关于坚决打击美国军用飞机入侵海南岛上空的挑衅活动的报告上批示：“美机入侵海南岛，应该打，坚决打。”“海军应该调强的部队去，不够就由空军调强的部队去。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哪！既来，就应该坚决打。海军航空兵和空军应该统一指挥，海军和空军应该很好配合起来打。”

同一天，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在成都去世。

4月上旬，在广州的罗瑞卿要回北京去参加军委作战会议。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再到上海去向林彪请示。”

不久，毛泽东秘书回电话说：现在不要来，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个星期的会，以后，再分别到主席和林彪处去请示。这样，罗瑞卿直接去了北京。

11日，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追悼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送了花圈。

当天，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阿联总统外事顾问佐勒菲卡尔·萨布里。

毛泽东说，至于经济建设，无论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在开始时，我们是没有经验的。社会主义，我们没有搞过。现在搞了15年了，可以总结一些经验。讲成绩，有一些，不大，中国在西方人看来，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他们看不起我们。但是，我们这些国家是相互看得起的。

毛泽东说，我们主要是靠自己的人力、资源、市场，以此为主，国际贸易为辅。

毛泽东说，至于国内的困难，找出了原因就可以逐步解决。早几年，我们的粮食不够，副食品不够，油不够。别人又不帮忙，外国把专家一撤退，有那么两三年老天也不帮忙。现在，我们恢复过来了，粮、油、棉都多起来了，自己能供应石油，机械自己能供应90%以上。还有一部分，目前还不行，没有那个原料，有的不会制造，要向别国学。买一部机器来，照样子就可以制造。

4月13日，毛泽东批准了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指示稿说，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我们已经向全世界一再表明我们的严正立场：我们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准备随时同越南人民一道共同战斗。我们还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我们的国土上来。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准备对付美帝轰炸我国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以至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我们必须把情况设想得严重一些，把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一些，特别是在重要的军事设施、工业基地、交通要地和大城市，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我们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

当天，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侯赛因-佐勒菲卡尔·萨布里和夫人及随行人员。

14日，经过毛泽东同其他领导人反复商议，中共中央发出了经他审阅同意的《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

当天，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接到汪东兴的电话：“平化同志，请你马上到武昌来。”张平化急忙乘车到武昌。毛泽东问张平化有没有时间？能不能陪他一道上井冈山？张平化一口答应下来。毛泽东委托张平化回去，为他上井冈山做准备。

毛泽东还要汪东兴打电话给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工业的白栋材。

汪东兴说：“栋材啊！主席准备到江西去。他说，‘江西的白栋材在不在家啊，我去后要找他’，你要有所准备哟！”

21日，毛泽东接见了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的代表。毛泽东说，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首先要落实组织。有没有队长、班长？组织起来没有？首先是有没有，然后讲政治。民兵，第一是组织，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军事。

4月28日至29日，贺龙、罗瑞卿、杨成武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备战计划。

毛泽东在同他们的谈话中指出：战争仍有发生和不发生两种可能性，但我们必须做到有备无患。他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现在蒋介石是想保住老本钱，什么反攻大陆都是假的。”“不仅蒋介石是机会主义，美国也是机会主义，它才不那么冒险哩！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它都是等人家打得差不多了才出兵。当然，我们要准备他们冒险。”

关于改变人民解放军的帽徽、领章问题，毛泽东说：“我赞成走回头路，恢复到老红军的样子，只要一颗红星、一面红旗，其他的统统都吹了。”他还说，“过去搞什么将、校、尉那一套，我是不感兴趣的。”

汇报完后，毛泽东又提到了1960年在三年困难时期，林彪与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关于军队干部能不能向地方干部提意见一事发生争议。毛泽东当着罗瑞卿的面，谈这件事已是第二次了。当时，毛泽东支持了林彪，但后来修正了意见又转而支持了罗荣桓。使事情越发趋于复杂。

这一次，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我就不同意林彪的那个意见，说军队干部对地方干部有意见，不能提。”“地方和军队，哪能分得清？”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