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赞成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各级有工会，就是没有农会。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要算这个基本账。“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

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至于农业，我们要靠（山东曲阜）陈家庄陈玉梅、（山西昔阳）大寨陈永贵。

18时，专列离开济南。

5月13日，专列途经天津。毛泽东在从济南到天津的专列上和在天津继续听取汇报。毛泽东的插话大意如下：

江西有人说管了多少年工业，对工厂的情况毫不知道。中央发了管理工业的“七十条”，也只解决企业管理问题，对工业我还是毫不知道。为什么不可以学，应该懂些嘛，没有到工厂学习，不向工人学习，不同技术人员请教，总是内心无主。

单一领导好些，江华同志对我说，企业上面多头领导，下面不好办，好像演木偶戏一样，有那么多条线，很多线牵着，牵一下动一下，下面工作很被动。

“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给了大家。”

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只能经过知识分子。工人每天在剥削压迫之下生活、工作，为了吃饭，那么忙，自己产生不出马克思主义，要有知识分子。马克思本人不是工人，但他能看出发展的趋向，经过分析研究，把资产阶级哲学变成无产阶级哲学，把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变成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这样来教育工人。其实，工人也读不了那么多书，读不了那些大部头的著作，先进的可能读得多些。

黄巢的部下朱全忠建立了梁朝，梁朝有个张全义，是“豫州刺史”，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长，他也注意搞农业，是所谓亲民之官，对生产好的加以奖励。古时也有这样的人，何况我们是共产党。

搞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标准是什么？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干部不参加劳动，永远“四不清”，“懒、馋、占、贪”，都由懒而来。

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安排时，毛泽东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

专列离开天津，当晚回到北京。

1964年春末夏初，毛泽东对章含之说：我的老师啊，有件事要同你商量。我的英语课恐怕要暂停了。党内出了点大事，我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很忙，顾不得学英语了。等忙完了再接着学，好不好？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17日，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由谭震林主持修改“后十条”。

8月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后十条”的修改，也改由刘少奇主持。

四十九1964年夏天在北戴河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谈到接班人时说过：要准备随时离开自己的岗位，随时准备接班人。每个人都要准备接班人。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泽东将中央工作的领导权交给了刘少奇，退居二线。就连对“后十条”的修改，也不参与。所以，6月1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根据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对“后十条”进行修改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主持。

这样才能解释毛泽东当时怎么能有时间准备沿黄河考察。

根据侯波回忆：

1964年夏天，毛主席突然提出要去黄河。毛主席说，这次可好了，可以如愿了。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事情不那么忙了。我想搞点儿科学研究，再不搞就来不及了。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这里面包括有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地质、化学、肥料、水利、电力等一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骑马去，沿着黄河走，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他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几天后，汪东兴从北京调来骑兵队和一些经过选择和训练的军马。所有随行人员开始了骑马训练。一切都准备好了，甚至连出发日期都定了，结果由于“北部湾事件”，去黄河的计划不得不取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