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时40分，毛泽东离开邯郸，当晚回到北京。

当天，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作了最后审阅。

6月15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由中国驻苏大使潘自力当面交给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

1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四十七赴中南、华东讨论“后十条”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9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5月15日到6月15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7月4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5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时提出一些意见。

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后十条”经过多次修改，于10月5日报送毛泽东。毛泽东拿到稿子后，没有表态，也没有立刻看。于是，党内就出来一种议论，说“后十条”右了，是纠偏的。究竟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起草者一无所知。突然，有一天得到正式通知，说毛主席同意了这个文件。而且还要将它同“前十条”一起，向党内外普遍宣读。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毛泽东带着“后十条”，于10月10日晚离京南下，分别向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的省委、一些地委和中南局的负责人征求意见。随后，又到华东同华东局和华东地区各省市负责人商量。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最有利。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意见，在文件上加了有关点面结合的一段。同时还作了其他一些修改和补充。随后于10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肯定“后十条”是一个“重要文件”。指出：由于“后十条”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作了修改，“前十条”通知中的规定要作相应的改变。原先规定，暂不搞社教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前十条”暂不传达；现在改为：“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向农村每个支部发两本，由县、区、社的党委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军队，都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发给他们阅读。对地、富、反、坏、右也要向他们宣读。“总之，要使全国人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

10月26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中央通知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10月10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南下中南、华东，找中央局和各省委领导同志讨论“后十条”。（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