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我就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组织上取得了联系。在组织的同意下，我在豫西组织抗日武装力量。

我是1937年10月到了鲁山，见到旧友王复初。他是一个进步的国民党员，一贯拥护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总章程。我又在临汝见到一个故乡旧友杨福堂，当时他任临汝县团管区少校参谋，他也是拥护共产党主张的。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在鲁山和临汝两处，共组织了两千多群众武装力量。

1937年12月底，我回到西安办事处，商量怎样把武装拉过黄河，参加敌后抗战。当时，林伯渠是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是中共五老之一。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吴云甫主任请示了他。林老当即找我便谈，他说：“那么多武装力量，从蒋管区拉出来，会影响统一战线。你们暂时要潜伏下去，当战争波及到的时候，再就地起来抗战。”他不让拉，我就很泄气，向林老提出既然不让我拉，第一，我要求组织上派一个同志和我同去豫西，结束同这个武装力量的关系，把关系交给组织；第二个要求，我要到延安抗大学习去。当时领导答应了我的要求，当面叫雷明同志来。雷明是甘肃人，是红军大学二期的，他是冯玉祥的部下，在西北的时候参加了共产党，当过县长。国民党知道他是共产党，就把他逮捕入狱。以后到了陕甘宁边区到红大学习（抗大一期、二期叫红大）。雷明同志和我见面以后，就到鲁山、临汝找王复初、杨福堂这些人关系，我一个一个介绍给他。

1938年3月，我去延安抗大，编入第一大队学习。大队政委是胡耀邦同志。同年8月，胡耀邦同志找我个别谈话。他说：“日寇有打过黄河的可能，你可提前毕业，回豫西把那部分武装力量掌握起来，敌人一到就拉起来就地抗战，组织上再派人支援你。但是，掌握武装力量首先要建立党的组织，通过组织才能把武装掌握起来。”

我于1938年10月回到了豫西，和王复初、杨福堂商量如何找个合法的职业掩护工作。王复初说可以以民运指挥员的名义成立一个救护训练班，聘请你当教员。这样，我就以教员的身份进行秘密活动。通过几个月的工作，在鲁山发展了十几个党员，训练班是三个月毕业。

1939年2月，中共豫西省委书记刘子久同志派何启光（即张德群）到救护训练班和我接上关系，当即成立了鲁山县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刘永明等任委员。3月，救护训练班结束后，又在梁洼成立一个民众夜校识字班，叫“八德”民校。省委又派贺崇升同志来校协助我的工作。后来，梁洼镇长杨清林突然找我谈话，说是传达县政府的意见，要关闭“八德”民校，还说什么王先生要出境。我当即反问什么原因，他说不知道。这个杨清林跟王复初在学校是朋友。王复初别的都好，就是阶级警惕性差。他只知道他是朋友，实际是复兴社特务头子。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说，就算我是共产党员，你也不应该这样做，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也不犯法。当时，正是麦熟季节，我就以放假的名义叫学生回家了。贺崇升同志是先走的，我第三天离开鲁山去临汝。

我到临汝后见到了贺崇升，停一两天何启光同志也去了。在临汝汝阳中学有我们党的组织，就是杜善行他们。我知道杜善行，其他呢，他们里面的组织我就不知道，有多少党员，不清楚。何启光、贺崇升我们三个研究，传达了刘子久同志的意见成立一个组织，当时说的是地委的架子，管辖临汝、伊阳、鲁山、宝丰、郏县、嵩县，分工是：何启光同志是书记兼组织委员，我管统战兼武装，贺崇升同志管宣传。四、五月间杨福堂提出入党要求。一天，我和何启光、贺崇升在杨福堂家里介绍杨福堂参加共产党。杨福堂入党后不参加组织生活，单线联系，算特别党员。

我于1939年7月初，调回豫西省委（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任总务科长，公开做党的工作。

（该文根据1983年3月25日在河北沧州与王象乾同志谈话录音整理而成）

来源：汝州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