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初，我开始上小学了。教一年级的老师是个代课教师，女的，至今印象不深。升入二年级，是个男老师教我们。他1米85的个儿，国字脸，总是笑嘻嘻的模样，很和蔼。他叫马光兴，师范毕业，家住县城。他知识渊博，讲课风趣幽默，我爱听他的课，觉得学习是一件十分轻松的事儿。

那时我们用铅笔做作业，大部分同学都不会削铅笔。那时铅笔质量不高，同学们削得很费劲，有的还常常削不好，笔尖不是太粗就是太细。笔尖太粗，就只好在石头上、砖头上、课桌凳上把铅笔头磨细；若削得太细，写起字来，容易折断。看到这种情况，马老师一次买来90多支铅笔和削铅笔刀，课堂上讲完课，同学们做作业或读书时，他就坐在讲台上给我们削铅笔。此后，我们上学就不用天天惦记着削铅笔了。同学们每天每人发一支他削好的铅笔，写秃了，就放在讲台上的一个纸盒里，从另一个纸盒里领一支削好的铅笔，继续用。二年级的那一学年，都是马老师为我们削的铅笔。

秋天的一天，我的右脚不小心被铁钉扎伤了，流了脓。只好拄一根棍子，一拐一拐地坚持到校学习。家离学校有一里半远，因脚受伤，中午放学就来不及赶回家吃饭，让同村的同学给我捎饭。那天，马老师中午在老师食堂吃过饭，回住室时，他用一根筷子扎着一根蒸熟的红薯，边走边啃了一口，路过教室时，看见了我，得知我的午饭还没有送来，就把筷子上的那根红薯拔下来，关心地说：“你先把这根红薯吃了吧。”下午放学回到家，我跟母亲说了红薯的事，母亲埋怨道：“你这憨孩子，恁老师中午每人一碗稀面条，一根红薯。你把红薯吃了，恁老师不饿肚子吗？”听了母亲的话，我感到羞愧极了。因那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年代，生活标准普遍很低。

那年冬天，天气格外冷，屋檐下的冰棒有二三尺长。我却发现马老师从来不戴帽子。禁不住好奇地问：“马老师，您不戴帽子不冷吗？”他笑了笑说：“天冷不可怕，你只要战胜了它，就不冷了！”

那些年，农村实行工分制，有些家长为了不耽误自己挣工分，就让自己的孩子去供销社购买日用品。这些学生为此经常迟到早退，影响了学习。马老师发现后，苦口婆心地对那几个同学说，你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可不是家里的采购员。少年因小失大，后悔莫及。那些同学认识了错误，搞好了学习。

20世纪70年代，我到村小学任民办教师。那时，马老师已调到外乡的中学任教。我准备结婚时，女方提出想要一个小棉大衣。因那时是计划经济，每年国家按各户的实际人数发放布票，要购买小棉大衣，除布票外，还需一个棉花证。当时，农村户口国家是不发棉花证的，没有棉花证，就购不成小棉大衣。无奈，我给马老师写了一封信去求救（老师家是市民）。几天后，马老师回了信，给我寄了一个棉花证。

后来，马老师又调回我任职的学校教书。一见面，他对我说，我教你时，你总是全班背书最早的一个。三十多年了，马老师还记得我这个学生。我顿时感到心里热乎乎的。

20世纪90年代，马老师因成绩突出，调到汝州市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导主任，直到退休。

在我眼里，一丝不苟勤勤恳恳的马光兴老师就是灯塔，是他点燃了我们这些学生行路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