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论断，并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经济、政治政策批判为“单干风”“翻案风”。河南省委在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的三级干部会上提出“目前在农村确实存在着一股‘单干风’，而且党内外都有。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坚决把这股风刹住”，开始对经济调整时期相对宽松的农村经济政策进行限制性调整。1963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开展以“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在城市开展以“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春，县委按照省委、地委的部署在全县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3月29日，县委召开历时10天、有931人参加的三级干部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继续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地委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县委书记杨志新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动员报告，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各级领导干部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开展斗争，打退反社会主义的“黑风”。
1963年春到1964年上半年，全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目的是贯彻《农业六十条》，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维护集体经济，解决干部特殊化、多吃多占、贪污腐化等问题。
为搞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委和各公社党委首先以扩大干部会议的形式，培训社教骨干分子1.23万人。这些人员由县、社机关干部，农村大、小队干部，贫雇农代表组成。他们经过忆苦思甜教育，提高阶段觉悟，大揭资本主义“黑风”盖子，首先检查自身的“四不清”错误，放下“包袱”，然后回到自己所在单位，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县委又抽调300人，组成54个社教工作队，进驻到骑岭公社的安庄、范集大队，纸坊公社的纸南大队等54个大队，开展社教试点。为了加强对工作队的管理，县委还制定了社教工作队员六项守则。
县委在社教开始前，对全县413个生产大队党支部政治状况进行分析排队。党支部坚强、干群关系好、贫下中农占优势的一类大队有160个，这类大队依靠大队党支部开展社教运动；党支部基本坚强、干群关系一般、贫下中农占优势的二类大队有169个；党支部能力弱或干群关系不好、贫下中农不占优势、问题不好解决的三类大队有84个。对二、三类大队，县委工作组帮助他们开展社教运动。
全县的社教运动分五步进行：第一步宣传党的政策，安排好群众生产生活；第二步扎根串联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骨干的阶级队伍；第三步大、小队干部自我检查“四不清”错误，发动群众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错误，落实经济退赔兑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第四步打击阶级敌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坏分子进行说理斗争；第五步建立健全生产大队领导组织，开展评“五好社员”“五好干部”和“五好生产队”活动，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运动中基层干部和社员，人人都要“洗手擦黑”，即要求干部和群众都要交待自己的敌我不分、贪污盗窃、私分粮棉、封建迷信、“闹单干”、搞“资本主义”等问题。对揭发出来的干部“四不清”问题，社员搞家庭副业中属于投机倒把的问题，都进行了经济退赔。在经济退赔中做到干部、群众及干部家属三满意。到1963年11月，全县413个大队中，有292个大队开展了社教工作。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转变了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参加集体劳动的积极性普遍提高，生产管理的各项制度逐步健全，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运动中不按政策办事，甚至搞逼、供、信的错误做法，使一些基层干部和社员受到不应有的无情打击。
1963年5月和9月，中共中央先后颁布《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草案）》（简称“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后十条”规定：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以“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为内容的“小四清”转向“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大四清”。根据省委、地委的部署，1963年12月26日，县委做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决定和规定，继续深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规划和部署意见》，要求用三年时间全面完成社教各项任务。1963年12月26日至31日，又专门集中县、社机关干部学习两个“十条”。参加学习的有1115人（其中：县级干部18名，区、社干部272名，一般干部825名），有1025名干部做了检讨，共检讨出错误3825条。至此，全县的社教运动开始由“小四清”转入“大四清”。
县委安排这次社教分五步进行。第一步原原本本宣讲两个“十条”，扎正根子，组织好阶级队伍，安排好群众生产、生活；第二步搞好“大四清”；第三步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第四步整党建立健全基层组织；第五步进一步贯彻“农业六十条”，干部带头参加集体劳动，处理好公私关系，掀起生产高潮。
1964年9月，按照洛阳地委部署，县委抽调402名社教工作队员，其中有150名知识青年组成社教工作队，建立临时党团组织，由县委书记杨志新带队到偃师县李村公社开展“大四清”运动。同年12月，洛阳地委派专区妇联主任张锦兰带领社教工作队，到临汝县开展“小四清”运动，把24名县、社干部定为“四不清”干部，集中起来进行训练，有的被撤销职务。
在农村开展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教运动的同时，县委在城镇和行政机关、厂矿开展以“五反”为内容的社教运动。1964年9月18日，县委召开工作会议，在全县行政机关、厂矿中掀起了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
1964年5月24日，县委发出《关于在中小学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案》，决定在全县1667名中小学教职工中开展社教运动。学校社教的内容是：主要解决教育系统存在的领导作风不纯、组织不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阶级立场不坚定、经济混乱等问题。方法上采取学文件、领导带头放“包袱”、教职工提意见等。运动后期开展了评“五好教师”“五好学校”，制定又红又专计划，掀起群众性比、学、赶、帮、超高潮。
1965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规定农村的“四清”和城市的“五反”统称为“四清”。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中央的部署，同年2月，县委发出《关于搞好“小四清”运动的几点意见（草案）》，并召开三级干部扩大会议，贯彻“二十三条”，并抽调300多人，组成工作队，派往各大队继续开展社教工作。这次社教对1964年“小四清”运动中清出的问题，作出退赔规定，要求“四不清”干部限期退赔。同时，县委明确规定这次运动“只清干部不清群众”，同时按照“农业六十条”规定，对在“小四清”运动中出现的“左”的做法进行了纠正。同年7月，县委抽调380人组成社教工作队，由县委书记杨志新带队到灵宝县开展“大四清”，到196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撤回。
县委在社教运动后期，对大队一级党、政、群组织进行普遍整顿和充实健全。为在农村长期依靠贫下中农，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各社、队普遍建立贫下中农代表组织。1965年3月25日至29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贫下中农协会组织条例（草案）》，临汝县召开贫下中农代表大会，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筹备委员会，选举杨志新为主任，景星辉、李三昌、姜波连为副主任。
从1963年春到1965年底，全县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贪污、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不良作风，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封建迷信活动，对于纠正经济调整后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中滋生的“家庭私有经济”思想，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运动中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有些单位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处理，特别是把一些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生产力、改善群众生活的正确经济政策和措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批判、限制或取消，伤害了广大农村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由于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终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及时发现并纠正运动中某些偏差，使临汝县的社教运动一直朝着好的方面发展。
来源：汝州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