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我在临汝县留王店小学工作时，经校长杜善行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由杜善行同豫西区党委王志杰同志联系。1938年暑假，杜善行和我同赴洛阳，要求区党委的同志介绍我们到延安去学习，经王志杰、纪希文等同志的劝阻，我们返回临汝，随着形势的发展，待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下半年，党派何启光同志（现名张德群）到临汝主持党的工作。他的社会职业是洛阳行都日报社记者。随他到临汝的还有彦云同志、李岱同志。何启光同志是中共临汝地委的负责人，其组织成员有贺崇升同志、彦云同志，其他不详。临汝地委负责临汝、鲁山、郏县、宝丰、伊阳（汝阳）、嵩县等县党的工作。1938年冬，成立中共临汝县委员会，何启光同志任县委书记，杜继甫同志任委员，杜善行同志任统战委员，李岱同志任宣传委员，彦云同志任妇女委员，我任组织委员。县委以下还设有支部，包括焦村、半扎、庙下等，城内省立十中设有一个支部。在豫西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一些工作：

一是举办了党员学习班。由何启光、贺崇升等同志主讲党的建设、阶级斗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基本知识，为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阶级觉悟程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是开展了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编写墙报，摘录新闻，宣传抗战形势。如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抗战三个阶段（战略退却、相持阶段、战略反攻），让群众了解当时正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只要坚持斗争，必能得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妥协的罪恶活动，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另外，刷写大字标语如“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反对中途投降妥协”等，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把党的政策转化为群众的力量。在庙下镇小学，由李岱同志组织歌咏队，并向群众开展演唱活动。举办失学儿童识字班。由彦云同志协助桂友筠（不是党员）在东关开办识字班，吸收穷苦的工农失学儿童参加，教他们识字，唱救亡歌曲。

三是搞统战工作。由杜善行负责，与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团管区的一些军官联系，争取他们支持。

四是培养和输送干部。1939年4月，县委决定派送李岱、彦云和我三人去确山竹沟党校（当时叫新兵训练队）学习。数月后，我们都因病返回原籍。1940年春，何启光、李岱、张魁五、李中立等同志均赴豫皖苏边区工作。

五是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当时原有的几个党员是：何启光是党的主要负责人。那时强调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所以多数党员都是个别与何联系的。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淮阳地委书记，后调中央组织部、外交部、驻苏联大使馆参赞、代办、驻越南大使馆党务工作，曾任驻古巴大使，驻巴西大使，驻朝鲜大使；彦云，原在偃师肖村一带搞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到临汝；李岱，原在一个话剧团工作，1938年回临汝家乡在庙下镇小学工作，同在一起的有杜继甫、李广兴（现在云南省禄劝县商业部门工作）；王朝栋，曾在半扎镇、临汝镇、庙下镇小学工作，1942年2月与李广兴同赴洛阳邮局工作；杜善行，焦村小学校长；1938年从陕北调来三个同志，李书田、王正飞，另一个名字忘了，都在焦村工作不久都走了，李是南召人，王是镇平人；文明魁，陕州棉校学生，随学校迁临汝，现在郑州市河南省银行学校工作。

当时党内的一些文件、书籍，分别在杜善行和我家里保存，我曾把它藏在夹墙里。因国民党军队占住我家房子，并要扒墙开窗，经我母亲哀求未扒，待军队走后，我母亲恐以后发生问题，就从夹墙取出来全部烧掉了。

1939年后，国民党反动派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法”等法令，加紧了对进步人士的迫害，我们的行动也遭到了监视，政治形势日益恶化。1940年初，组织上决定转移力量，号召能走的都到豫皖苏去，不能走的都要自谋适当的职业掩护起来。1940年4月，何启光同志赴豫皖苏工作，路经临汝镇时见到了我，说他走后有王子平同志来接替他。王子平的爱人赵惠贞同志也要来。何走后，王子平同志到临汝，见到我，经我介绍，他到西南乡杨楼村小学教书。不久赵惠贞也去了。王子平同志和我商定，他改名王文德，家住洛阳，他哥名叫王文道。1940年冬，放寒假前，我曾到杨楼小学看望他们，王子平对我说，他将要到陕西去。问他需时多久，他说说不定。问他走后是否来人接替，他说可能没有。我说，如没人来，以后怎么办？他要我设法隐蔽起来。后来有一天我在大街上遇见杨校长，他说王文德回家了。我虽然心里明白他一定是去陕西了，但却回答说：“他回洛阳看他哥去了。”

王文德走后，一直没人再来，当时同志们已各奔前程。我和李广兴在万般无奈中于1941年秋报考了邮局招收邮务佐的考试，都被录取，1942年2月，通知我们到洛阳邮局报到，参加业务训练。

1942年3月，延安党组织派王庆年同志找到了我，他的任务是采购医药、医疗器械，并通知所有留在豫西的同志去延安。当时杜善行在河南大学求学，王庆年同志说是王志杰、王子平同志让他来找杜善行和我的，我因家庭的实际困难和受邮局保结的限制，说明暂时不能立即前往，并请他回去后向组织上转告清楚。王庆年说：“你暂时不能去也就算了，你的情况，我会向组织讲清的。如果以后长期没有人来找你，你也不要以为党把你忘了今后不要贪图多做工作，要很好地埋伏起来，只要能够保存住自己，就是成绩。”走时他还留下一个通讯地址，是陕西耀县柳林村王方福收，要我只能在半年以内向那里去信，超过半年就不要向那里去信了。6月间，学习结束，我被派到南阳邮局工作，行前，我按址给王庆年发去一信，告诉他，我到南阳“油店”工作了，但是没有接到回信。

1943年春，我在南阳邮局接到从洛阳寄给我的一件平信。是陈××（名字忘了）写的，信中写着：“我这次做生意到洛阳找你，知道你已去南阳了，下次出来，我一定去见你。”又道：“我前天到吕祖庙去抽签，说今年可见小运，明年要见大运。”我领会这是暗示形势的好转，我知道这是组织上又派人来了，但信上只写着“洛阳旅次”，没写明地址，我干着急，也没法回信。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我被派到巩县邮局工作。12月23日上午敌伪持电令将我拘捕。电令上写着：“查奸匪王朝栋现任巩县邮局局长，是豫西奸党主要负责人，经常把奸党的文件及经费寄给周口其妹王凤娥，仰查报。”他们搜查了我的住处，搜走了十几本抗战歌曲和文艺图书，并拿走了几件信（大都是彦云寄给我的，她当时在武功西北学院上学）。把我带到伪县府，由张秘书和我谈话。另外他们又到局里调查，也没有发现我寄款寄文件的情况，经全局职工（局长除外）联名具保，他们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于24日下午把我释放了。

我深感离开党的苦闷，怀念党的心情更加迫切了，我写信告诉了李岱，他很快到巩县找我。我们商议着怎样能到解放区的问题，最后确定到南京梅园新村去找中共代表团，我让李岱先到淮阳我妹妹王凤娥那里等我。另请电信局一个同志代编个假电报，说妹妹有病了，要我去看她。我用这个电报，请准了十天事假，就到淮阳和李岱一同赴南京。时在1946年4月。

李岱和我先后分别见到了代表团的同志。他们详细地询问了我俩的情况，我们要求留在代表团，将来把我们带走。他说：“代表团是负责和国民党上层进行谈判的，不负责其他事务，团里的人数有定额，万一哪个同志外出遭事，我们还能把他要回来，再多增人是不行的。”我们要求去解放区。代表团的同志说：“据我们所知，去山东解放区的交界处，敌人封锁甚严，不容易通过。”我们要求介绍到进步的书店当学徒。他也说没有合适的地方。他要我们可能时仍回到原处，待一有机会，就通知我们，或解放军打到时，跟随部队走。就这样，我们只好回来，行前，发给我们几元路费，又特别嘱咐我：“你出去要注意特务的盯梢，万一出了意外，你们可要记住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啊！”

我回到巩县，李岱返回临汝。5月间，我接到代表团寄来一信，仍说没有机会，要我等候，1946年7月，解放战争爆发了，从这之后，我和组织上就没有联系了。

1947年初，我调到郑州邮局工作，直到1948年10月，郑州解放，我才获得了新生！

（该文根据1982年5月1日在郑州与王朝栋座谈时的录音整理而成）

整理：史占京李翔宇

来源：汝州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