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过去这几年我们犯错误，首先是因为情况不明。情况不明，政策就不正确，决心就不大，方法也不对头。医生看病是先诊断，中医叫望、闻、问、切，就是先搞清病情，然后处方。我们打仗首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判断情况，然后下决心，部署队伍、后勤等等。历来打败仗的原因大都是情况不明。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对城市问题我没有发言权想去调查几个工厂，此心早已有了。我现在搞了几个基地，派了几个组住在几个地方。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他们会后还要回去。我和大家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做调查研究，不要搞什么报告，更不要相信什么报表。报上来说粮食增加了，经济作物也增加了，而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我看不要搞那些报表。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能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
毛泽东说，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前三条都是讲的不利于生产，第四条是个总结。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还得要散伙。现在河南有些食堂难以为继，非停办不可。没有柴烧把桥都拆了，还扒房子、砍树，这样的食堂是反社会主义的。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北方冬季食堂非散伙让大家回家吃饭不可因为有个取暖的问题。
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三年没有搞条例，当然也搞了些规定，比如北戴河会议的决议，武昌会议的决议，郑州会议的记录，上海会议十八条，我写给生产队、生产小队信里提的六条。这些文件和规定在有些地方不灵在有些地方灵了。在一类县、社、队是灵了；在二类县、社、队基本灵了，一部分不灵，没有执行；在三类县、社、队基本不灵。犯了错误能改就行，只要好好地去干，错误和失败就会走向反面，反面就是正确和胜利，不要抬不起头来。
这是毛泽东在看了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省某些地区发生严重情况的报告，又听了三个调查组汇报之后形成的认识。因为山东、河南、甘肃、贵州等省的报告已经说明，中央纠正“五风”的规定，在某些地区根本没有同群众见面，后来查明，有的还被当作“反面材料”加以扣留。中央几个调查组，按照原来的要求，都调查了一个落后队，调查材料也同样证明，中央有些政策，在这些落后队确实没有执行。
出席“三南会议”的许多同志一致赞成搞一个条例。有些同志说，1960年11月的“十二条”虽好，但那是党内文件，需要一个公开的条例。还有些同志提出：目前农村工作中问题很多，光搞一个条例，内容势必很杂重点不易突出，建议条例只写经过实践已肯定的制度、政策和办法，另写一个党内指示，着重解决思想认识和党的领导等问题。也有一些同志认为，鉴于公社体制在调整探索中间，在体制定型以前，条例可暂不搞。对此，毛泽东表示不同意。他说：“这又不是圣旨，今年不行，明年再改；明年不行，后年再改。”后来，这个条例始终没有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形成正式法令，一直都只是修正草案，可能与毛泽东的这个解释有关。
14日，参加三北会议的四位中央常委和其他与会人员移师广州，两会合并，继续进行。
晚上，毛泽东在广东省委小岛餐厅，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有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参加。毛泽东讲了话。他对公社工作条例初稿不太满意，第一是太长，第二是太杂，第三是逻辑性不强，要修改。毛泽东又一次重申：公社、生产大队划小这个原则，已经肯定了，过大了对生产不利。他说：“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队里边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从开始搞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搞公社化以来，就没有解决。现在这个条例，就是要解决平均主义问题。”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到公社化一路讲下来，说它们一直存在着平均主义而没有解决。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反思。他说：“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所以他也不积极。”
刘少奇接着说：“群众对多产多购少吃，很有意见。他丰产了。可以多购，但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购少吃，这个他倒没有意见。国家应该采取奖励的政策。按劳分配问题，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上。国家、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个人，一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
毛泽东举了浙江嘉兴县的例子，说明应当实行多产多吃的道理。嘉兴，是一个著名的产粮县，但是农民多产不能多吃，结果成了少产少吃了，所以粮食严重减产。毛泽东说，今后高产的地方农民一定要多吃。
关于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小队的问题，毛泽东又提出来，说还可以研究。
毛泽东确定这次会议讨论三个问题：公社体制问题、条例问题、粮食问题。周恩来又补充了一个商业和对外贸易问题。（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