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农村跟城市总有区别，农业跟工业总有不同，农业就不能像工业那样来指挥生产，农业更不能用通电话的办法来指挥生产，农村常开电话会议，布置任务，实际就是死命令，这可害死人。我看领导生产这方面就要搞消极一点，不要搞得那么积极。

关于公社体制问题，毛泽东说，湖南的社和队都大，变有利，如果不变，群众认为是与他们对立的东西。湖北比湖南人少一点。

下午，邓小平在北京向书记处的同志传达毛泽东在广州的指示：

1、对苏粮不要，糖可以接受；2、划小公社、生产队问题；3、计划问题，两年计划和八年计划；4、商业工作问题；同时提出中央不要多发文件，要注意调查研究。

10日早上，毛泽东就请朱德、陆定一参加南三区会议等问题作了批示：

陶铸同志：

一请邀朱德、陆定一两同志参加我们的会；

二陆定一同志在新会、花县两处参观后给我的信，请印发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

三月十日早上

当天，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南、西南、华东三地区省市委负责人会议，简称“三南会议”。

11日，毛泽东对《调查工作》一文写了说明和批语：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写作时间大约在1930年春季，已经三十年不见了。1961年1月，忽然从中央革命博物馆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馆是从福建龙岩地委找到的。看来还有些用处，印若干份供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

1961年3月11日

送林彪同志阅，1930年的，从闽西找出来的。阅后退毛。

晚上。杨尚昆给在广州的胡乔木打电话，通报北边开会的情况和问题。12日晚上，杨尚昆与廖鲁言、胡乔木通电话，毛泽东指示：两个会议延长一天，陶铸同志明天来京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13日上午8时，毛泽东就认真调查公社内部两个平均主义问题写了一封信：

刘、周、陈、邓、彭五位同志，以及北京会议各同志：

今天派陶铸同志到你们那里来，向你们作报告；并向到北三区会议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建议，以供参考。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严重的大问题，希望在北京会议上讨论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导各级第一书记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不会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两位同志在会后抽出一点时间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顺义、怀柔等处同社员、小队级、大队级、公社级、县级分开不要各级集合调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数，好作指导工作。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你们为什么那样忙呢？开三天会太少了，至少五天至七天才行。为什么南方三区反倒不忙，开七天，北方三区倒那样忙呢？因此，派陶铸同志到你们处走一遭。今天去，明天回。另派廖鲁言同志于几天后回北京，去作北方的调查工作。我的那篇《关于调查工作》的文章也请同志们研究一下，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因此建议同志们研究一下。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广州

当天，邓小平、周恩来提议：鉴于两地开会，口径不一，此间又不易取得主席的指示，双方以合开为好。地点由主席决定。经陶铸请示后，获毛泽东同意，决定明日大家去广州，陶铸同志不来北京了。广州工作会议定于3月15日开幕。

3月13日上午，毛泽东在“三南会议”上发表讲话。

毛泽东说，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好，没有可能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这两个问题下一次会议上作正式决定，文件可以在这次会议后起草。看来人民公社需要有一个条例。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条例已经过时了。几年来没有一个新的完整的条例。这次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内容太繁杂、太长。逻辑性不强，不能抓住人一口气读下去，要压缩到8000字左右。除了解决这两个问题以外，还有一个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的问题。要求省委第一书记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工作，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应该到一个乡去住上七天十天时间。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农村情况，只要先调查清楚一个乡就比较好办了，再去调查其他乡那就心中有数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