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2940期）

后来，真正把这个产品推向市场，还真是多亏了习书记亲自从北京帮我们找人，为产品打开了销路。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是如何帮你们打开销路的？

张新立：习书记帮我给北京的文艺家活动中心一位同志打了电话，并且跟他打好了招呼，让他接待我。之后，他就安排我去北京。临行前，习书记嘱咐我说：“新立，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你这次去北京找的那个人，他跟文艺界的联系非常多。关键是，他和一些单位的舞台灯光设计人员很熟悉。通过他，可以把你们厂的产品推出去。”

我到北京以后，很顺利地联系上了那位同志。他在文艺家活动中心组织了一个“彩色灯光声控器研讨会”。当时，他把很多单位的灯光舞美师都请去了，我就在这个研讨会上给这些单位演示我们的产品，效果非常好。而且，那一年有一个很好的契机，建国35周年大庆就要到了，我们这个灯光设备对增强演出效果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后来，参加研讨会的单位，很多都订了我们这个产品。

那一年，在建国35周年大庆的很多舞台上，我们的产品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得到了媒体的关注。人们议论说：“正定县的几个农民，在舞台灯光控制方面搞出了这么重大的发明，在国内首家推出这样的设备，真是了不起啊。”后来，为了鼓励我，习书记还亲自给我颁发了一个自学成才奖。

但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怀疑和不理解。比如有两个北京的单位知道这个产品以后，打算采购，拿了产品说明书之后，就派人到我们厂来调研，他们看了我们简陋的厂房，觉得我们这种条件不可能生产出这么好的产品。然后，他们又到深圳、上海转了一大圈，哪里都没有和我们类似的产品，后来还是回到正定，在我们厂采购。厂房看着简陋，但我们确实是国内第一个研制和生产声控灯光技术的厂家，从产品的电路、结构、外形到说明书全部出自我们自己的手。

当时我们的硬件、营销等方面根本没有实力，就是有这么一个产品。说实话，也多亏了习书记花了很大力气帮助我们，我们的产品才能推向社会、发挥作用，工厂也得到了发展。

采访组：请问您是哪一年转为干部的？后来在岗位上又和习近平同志有什么交集？

张新立：1985年，我因为办厂的一些贡献和取得的一些成绩，转成了国家干部，到正定县科协工作。同时，我和陆树棠还一起办了一个业务员培训班。办这个培训班的初衷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干部和群众对商品经济的知识还比较贫乏，培训班主要是帮助大家学习一些常识。后来，我们把培训课程汇编成了一套工具书，不是长篇大论地讲理论，而是搞成了一本比较通俗易懂的业务员培训手册。

为了增加教材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就和习书记说：“能不能请于光远先生写个序？”习书记说：“你们先给于光远的秘书打个电话，把书稿提供给他们。”我们没有联系上于光远先生。后来，习书记又想办法再次帮助我们联系。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写序的事情没有办成。

采访组：1985年，习近平同志调到厦门工作。临行前，您去送他了吗？

张新立：是的。1985年，习书记调到福建厦门工作。他走的那天早上，我到县委去，一敲他办公室的门，张银耀把门打开了一个小缝，对我说：“习书记正在吃饭，等一会儿吧。”我刚要离开，正在吃饭的习书记一抬头，从门缝里看到了我，就说：“新立，进来，进来！”

我进了屋，习书记一边吃饭一边和我聊天，说了一会儿话。几分钟以后，习书记吃完饭了，县里领导和县委办公室的一些同志也都来送他了。大家帮他把装书的箱子搬上车，跟他告别。

1987年，我去厦门找过他一次。头两天，习书记去调研，我就在住处等他，到了第三天，习书记回来了，抽出时间来见我。我跟他汇报了一下这两年工作的情况，又和他拉了拉家常。之后，我又在厦门待了两天。回来的时候，习书记自己出钱给我买了机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一路上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非常兴奋。我还清楚记得，那张机票是210块钱。

习书记后来到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我后来调到电子元件厂工作，李亚平是厂长，我是副厂长。那期间，李亚平到福州去看望习书记。习书记跟李亚平说：“你捎个信给张新立，请于光远先生给他编的书写序的那件事，后来一直也没办好，我感到很抱歉。”

听到李亚平带来的这句话，我心里百感交集：如果习书记不提，这件事情我早就忘了。这本就是一件小事，只能是随缘，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也很正常。但习书记把对我这个民间朋友的承诺看得如此之重，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一直记在心里，念念不忘。这是让我最感动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