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28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来访的古巴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左三)及古巴统一革命组织政治局委员马丁内斯·桑切斯(左四)会谈。

李悦农说：“200多人。”

毛泽东说：“减少十分之九就好办事了。”接着周兴汇报了山东的灾情，刘子厚汇报了河北的年景。

22时38分，毛泽东带着调查得来的收获离开邯郸返回北京。

当时因为中南海正在维修，毛泽东没有回中南海。而是住到了钓鱼台12号楼。

28日21时30分，毛泽东会见了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同时会见的有古巴统一革命组织代表团团长桑切斯少校。

29日上午8时，毛泽东为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常委和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常委及有关各同志：

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山东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一份，九月二十六日邯郸座谈纪录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

毛泽东返回北京以后，在国庆节前后，同常委多次议论苏共二十二大问题。

10月4日凌晨5时，毛泽东又为解决农村“队为基础”问题给邓小平、彭真写了一封信：小平、彭真同志：

索性请柯老、井泉、澜涛、任穷四同志，于五日来此一谈，使这个“队为基础”的大问题，弄个明白。如大家同意进行调查，使省、地、县三级在两个月内都有所酝酿，十二月就可作出决定。如同意，请彭真同志即办。五日到，晚上即可谈一下，六日会毕，七日他们即可回去。

毛泽东

十月四日晨五时

7日，在毛泽东同几个大区书记谈话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就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以便中央作出决定。

1962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以农村最基层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在1958年底就已经认识到并开始做工作，但三年后才被中央接受。如果没有这三年，我们在农业上的被动和困境可能会好得多。从这时开始到1965年，农业基本复苏只用了三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