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毛泽东说：“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中国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个阶段可能要一个很长的时期，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要完成社会主义的阶段，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

当晚，毛泽东离开武汉回北京。

9月25日早上6点45分专列途经郑州，毛泽东在郑州停留一天。20点30分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第二书记吴芝圃等上车向主席汇报工作。

晚上22点35分，专列离开郑州开向邯郸。

庐山会议后到井冈山休假的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接到通知：中央有急事，立即回南昌，有飞机在等你。谭启龙打电话问汪东兴，汪东兴说：主席有事找你，马上到南昌乘飞机来郑州。谭启龙赶到南昌，乘等在那里的飞机赶到郑州。这时，毛泽东已改变了主意，去邯郸开座谈会。毛泽东已去了邯郸。邯郸的机场太小，谭启龙乘坐的飞机无法降落，请中央办公厅换小飞机去邯郸。没被批准，并告知可以不去了。谭启龙立即打电话到济南，要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连夜赶到邯郸，去听取毛泽东的指示。

26日凌晨4点，专列到达邯郸。

下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召集河北省委、山东省委及河北省部分地委的负责人举行了谈话会。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河北省委候补书记王路明、石家庄地委书记康修民、邯郸地委书记庞均、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邢台地委书记刘倚、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山东省委书记周兴、山西省农村部副部长程怀仁参加了谈话会。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你们想扯什么问题？”

刘子厚说：“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当时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包一奖”的分配方式，即社员对生产队的土地实行包工、包产、包投资和超产奖励。河北唐县某公社未按惯例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而实行了“分配大包干”的新方式，就是对于国家的粮棉、油料和其他农产品的征购任务，国家包到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包到生产小队，由生产小队对生产大队包干完成国家征购任务。这种方式与农民的实际利益结合紧密，计算简便，很受农民欢迎。

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周兴介绍了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

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未完待续）